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年之内，白话报至少出了四百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相继成立。
　　
　　胡适说：“当我在1916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25年到30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的结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这符合胡适一贯的审慎态度。他认为，“五四”运动于白话文运动是一个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项政治运动”，但又看到“对传播白话来说，倒是功不可没的”[46]。
　　事实是，不论这运动偏于“文化”还是“政治”，是偏于人为还是由因于语言自身的发展，其效应，是迅即体现在国家与政府的层面。1920年，教育部颁令改“国文”为“国语”，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遂告合流。胡适后来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47]汪晖以为：“五四启蒙思想在批判中国传统的过程中，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以及有关‘自由’的现代命题，完成了它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但由于缺乏那种分析和重建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未能建立一种向社会传播的、有意识的加以发展和利用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作为一个例外，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正是由于白话文的倡导者建立了这样一种理论和实践的体系，从而使得社会及政府把白话文的实践作为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制度。”[48]这就不再是一班文人的学术实践或文化运动了。
　　文学研究会又是怎样的性质呢？王晓明认为：“沈雁冰等人的最终目的，原本就不是建立一个新潮社那样的文学社团，他们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和支配整个文学界的中心团体，一个类似后来‘作家协会’那样的‘统一战线’。”“创造社所以要打出他们自己并不十分信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就是为了向文学研究会争夺理论的主导权。”[49]这番分析，可谓洞见“五四”运动的政治性格与权力本质，而权力所至，必有对立，国语运动中的“国罗方案”与“拉丁方案”亦复如是。总之，五四新文学运动自产生之日，开启了无所不在的权力场。
　　1921年以后，胡适去“整理国故”了。胡先驌的《学衡》杂志、章士钊（1882-1973）的《甲寅》周刊，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
　　
　　胡适1930年12月6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茶话会上，诉说一生三大志愿：提倡新文学，提倡思想改革，提倡整理国故。可以揣度的是，胡适在初期的倡导之后，即为文学革命的杀伐之气所困扰。
　　《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1月，编辑部设南京东南大学，停刊在1933年7月。杂志发起人为梅光迪（1890-1945），吴宓长期担任主编。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郑振铎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里不被选入，因为他的观点击中了新文学运动的要害。始终陷在新旧、文白、中西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如何能走得脱。吴宓说：“苟虚心多读书籍，深入幽探，则知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试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究文章必多奇光异彩。”[50]
　　谈到《学衡》，阿英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时，采取的策略与郑振铎如出一辙。只收录《学衡弁言》：“一、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三、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而将其办刊宗旨附于文末最不显眼处。宗旨曰：“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51]激进主义一向不怕遇到反对派，但却竭力否认有所谓“第三条道路”，遇到真的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只能装着没看见。罗岗说：“我渐渐有些明白，从二十年代的周作人、胡适到三十年代的郑振铎、阿英，他们之所以揪住梅（光迪）、胡（先驌）不放，关键不在两位是否代表或领导《学衡》，而是因为他们反新文学运动‘甚烈’乃至‘最烈’。” [52]《学衡》简章中有“体裁及办法”一项，由吴宓执笔，其辞曰：“本杂志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餖飣，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学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故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53]这些话语，分明针对《新青年》和白话文运动而发，但求讲理，不事争斗。1949年后通行的文学史和教科书接引这些言论时，取政治判决式断语，如“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等等，对这些异见的原文，或断章取义、或避而不引，50年代后的读者难以详实准确地了解白话文反对派究竟说了什么，又是怎样说的——文学史的书写权力已被“白话文运动”的继承人单方面垄断了。1934年周作人在为孙席珍编选的《现代散文选》写的序中说：“只有《学衡》的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真是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虽然终于败绩，比起那些人来要更胜一筹了。”[54]
　　胡先驌（1894-1968），一位留美归来的植物学家，“同光体”诗人沈曾植的门生，时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在美求学之时，曾与胡适等人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旧体诗词，对于《新青年》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在《南京高等师范日刊》上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与胡适等人辩驳，《东方杂志》予转载，罗家伦随即在《新潮》第1卷第5号发表《驳胡先驌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
　　胡先驌的辨析，今天看来清醒而准确。他写道：“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达意，文学则必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次此理矣。”他断然指出：“且言文合一，谬说也，欧西言文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徒以白话为贵，又何必作诗乎，不特诗尚典雅，即词曲亦莫不然……且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故英之Chancer去今不过五百年，Spencer去今不过四百余年，以英国文字为谐声文字之故，二氏之诗已如我国商周之文之难读，而我国则周秦之书尚不如是，岂不以文字不变始克臻此乎。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此正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乃论者以为劣，岂不谬哉。”[55]以上议论，非仅是意赅言简、辞严而义正的一流论战文字，且对中西言文关系的认知，精确而深刻。倘若我们对过去六十年文章和语言的现状知所痛惜，有所警醒，则胡先驌当年的醒豁之语，直可视之为棒喝之语。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