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明代的四大奇书视作通俗文学，本身即为新文学运动的偏见。汉学家浦安迪称之为“文人小说”乃是卓异之见，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还可以说存在争议的话，那么《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伟大的白话经典作品广为人知之后，硬说白话文“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就太不顾事实了。曹雪芹和吴敬梓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他们以娴熟的白话书面语写作的时候，从来不知什么叫做文言独尊，略早于他们的蒲松龄以文言撰写《聊斋志异》，亦绝不会看不起白话。科举考试不用文言、不写八股不行，而创作特别是写小说，用白话还是文言，悉听君便。明朝的四大奇书问世经已百年，影响巨大、脍炙人口，白话章回体小说的伟大传统，在16世纪奠定之后，寂寞了一个世纪才再次焕发出异彩，经过李卓吾、毛宗岗、金圣叹、张竹坡等人评点鼓吹，《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白话小说，已与《庄子》《离骚》《史记》等并列成为经典。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
　　所谓“历代”学者，哪代谁何？最早做此主张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瘵《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11]此书据推断最晚于1895年公开刊行，此前已广为人知，作者做过十年外交使节，又以“诗界革命”之倡见重于仕林，此论一出，影响之巨，不难推想。以欧洲近代民族语言从中世纪统一的拉丁语中分离而出的例，对照汉语的自我更新，对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思路，发生决定性影响。胡适后来即有此类比。裘廷梁著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把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当作大问题，可谓是对黄氏论述的回应。所谓“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12]。然而，从今时汉语仍然不能言文一致的现状看，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毕竟属于西方表音文字的议题，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安不上这一题，若要改革，也未见走得通西方这条路，硬要去走，不但言文仍然不一致，亦且伤害了汉语。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
　　
　　太平天国政权内部的一项改革措施，似乎不值得这样单独提出来，有一阵子，农民起义的先进性被夸张了。武训被定了很高的成分之后，他名不见经传的同乡宋景诗便一举成名了。洪仁玕乃洪秀全堂弟，这位《资政新篇》的作者，生活简朴，欢喜读书，主持太平天国朝政后，与幼赞王蒙时雍、贰天将李春发联名颁发了这份文告。今人将其说成是文体的改革，既夸张，也不准确，无非是对于其治下案牍公文的强行要求而已。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的开头对于洪秀全的称谓，读来颇有意趣：“小弟仁玕跪在我真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奏为条陈款列，善辅国政，以新民德，并跪请圣安事：……”要说此一时期真正对汉语革新发生深远甚至决定性影响者，乃是在华传教士的积极活动，包括大量的言语辅助活动。西方传教士提出了至少十余种方案，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这一方法深刻启示了中国学者，于是有1892年卢憨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门腔）》，此后十数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国人提出字母注音的新方案。劳乃宣的“简字全谱”曾惊动朝廷，引起慈禧太后的关注[13]。
　　
　　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
　　
　　以上陈述粗略，不仅简化，而且失实。宣传维新的改良派并不尽然都提倡白话文，梁启超自创文体，后被称为“新民体”，属于文言上的改良派，杂文言白话而用之，其卓越的文采，以常带感情的笔锋，写得淋漓尽致，影响力远非倡导白话者所可比拟。甚至可以说，没有梁启超被当时的保守派视作洪水猛兽的文章和宣传，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轻易成功，胡适有此说法可以为证。革命派对语言变革虽然态度保守，对文言情有独钟，但与其后白话文领袖攻讦文言不同，他们并不排斥白话。被张舜徽称为“清代扬州学派殿军”的刘师培，善以白话解读传统，曾为《中国白话报》主稿人，章太炎于1921年出版《章太炎的白话文》[14]，章太炎、黄节、刘师培在政治立场上力主排满革命，与五四一代否定传统文化、以文体革命为政治工具不同，他们致力于“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语）。木山英雄在《“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一文中指出：“在章的宏图大略里，固有的生活样式或诸种文化（国粹）和学问（国学）的自律，是国家民族独立的基础，正因如此，它们不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恐怕这是问题的关键。”[15]
　　
　　如黄遵宪（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
　　
　　裘廷梁那篇著名的文章，字两千余。许多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敝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自今视之，仅仅足自娱，益天下盖寡，呜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没如斯矣。”[16]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尤望国人务再耗时费心于读写，多学有用之学。裘廷梁的结论简而惊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兴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17]
　　以上竭力倡导白话的议论，均出之于文言，并未一味“愚”天下人，反而以文言文锐利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为日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张目。陈荣衮云：“今夫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中国四万万人之中，试问能文言者几何？大约能文言者不过五万人中得百人耳，以百分一之人，遂举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置于不议不论，而惟日演其文言以为美观，一国中若农、若工、若商、若妇人、若孺子，徒任其废聪塞明，哑口瞪目，遂养成不痛不痒之世界……”[18]先说文言不能开启民智，又说会文言者是极少数，民智之未开，非文言之使然，倒是其太多的人不能文言而使然也。王照参与戊戌变法，亡命日本，潜回国后隐居天津，为普及教育，令齐氓细民“各精其业各扩其职各知其分”，发愤要造出一种统一中国语言文字的官话字母，即“合声字母”，共六十余母，采用两拼之法。王氏字母运动，赢得多人支持，中有桐城派领袖吴汝伦，亦有北洋大臣袁世凯。黎锦熙《国语运动小史》于字母运动言之甚详，胡适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所写“导言”中亦有涉及。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有重叠交叉，但两者的着眼点不同，前者的目标是国语统一，后者则是书面语的革新，不可混为一谈。最后一语，尤其值得注意。写通俗浅显的文章，并不意味着用白话写文章，文言并不一定深奥，白话难道尽都浅显通俗吗？再者，通俗浅显是优点抑或缺点也要因人因文因用途场合而定。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