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中国面前的是，要么是彻底的国家主义或政治全能主义，即依靠中央政府已经控制了的权力资源，将已经分崩离析了的社会强行纳入秩序，从而使社会能在统一的强控制下，重新开始现代化资源的积累；要么借助已经被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反叛力量——特别是利用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彻底否定已经失效的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对社会财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将中国带入社会主义方向”[85]。
　　
　　四、 白话文运动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局限白话文运动不可能迅速彻底完成它的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政府的公文、法律，报纸的新闻等等，仍用文言或半文言。在文学作品上取得“正宗”地位的白话文，也夹杂着脱离人民口语的文言腔。但从“五四”开始，白话文的推行，已成了时代的潮流，历史之必然。30年代又进而发起大众语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报纸、公文和法律都一律采用白话文。
　　
　　战争和前现代时期的政治，以消灭对手为己任。白话文运动的任务是取代文言，不仅成为正宗，而且要成为唯一合法的书面语。如若从单纯语言角度看，或说为了白话文自身的声誉与成长，其实不必如此。一切有利于白话文的资源，皆可以保存、学习和使用，为什么强调要消灭文言呢？原来白话文运动并不是如它字面说的那样，止于取得正宗地位，它是连自己也要消灭的，它是另一个更伟大的革命运动的第一步，拼音化文字是它最终的目的，这一点从开始就不曾掩饰过，不仅明确，而且也得到了多数读书人的支持。要顺利地实现拼音化，须先消灭文言，因为文言的单音词太多，大量音同字不同的单音词在拼音中无法区分，白话当中，或者复音词当中，仍然有音同字不同的词汇，只能到时候再说。汉字一定要被革命掉，所谓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86]。1949年之后，文字改革机构派人专门研究越南、朝鲜的拼音化经验，一个正部级机构的职能部门，雇佣了大批官员和专家，在报纸上造舆论，说尽汉字的坏话，只因最高决策者的慎重才没有酿成毁灭汉字的文化灾难。1949年10月10日文字改革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已经完成它第一阶段的任务，所谓“报纸、公文和法律都一律采用白话文”。第二阶段的目标就是拼音化了。推广普通话，用汉语拼音为汉字注音以及简化汉字，是其阶段性成果，是为拼音化而进行的准备。要谈历史局限的话，拼音化的目标，是最大的历史局限。这么一个荒唐的想法，曾经使我们举国皆狂。
　　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1908年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提出他反对改用拼音文字的五条理由：一是文化发达不发达与文字拼音不拼音没有关系；二是教育普及不普及与文字拼音不拼音没有关系；三是汉字与拼音文字各有优劣；四是汉语是单音节语，只能使用汉字；五是汉语方言分歧，要用拼音文字也不可能。简单明了的五条理由，不需要语言文字学的专业知识，也能理解，也能看出来问题，胡适之、陈独秀等人倡导白话文运动之时，太炎先生话音未落，拼音化的目标暂时藏在背后，其后，拉丁字方案和国语罗马字方案你争我夺，左冲右突；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等六百八十八人签名的《我们对于新文字的意见》发表，半年后太炎先生病逝，汉字和汉语失去了它的守护者，四个月后鲁迅逝世，汉语的一位文体家猝然离去，郭沫若为鲁迅写的挽词竟然是“旷世名著推阿Q，毕生杰作尤拉化”。异族入侵，抗战爆发，新文字的实行被打断了。
　　1985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仍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在改名的通知中，它的职责仍然包括“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这是把“拼音化”三个字藏起来的做法，但并没有否定。此之前，计算机汉字排版、输入技术已获得成功，从技术处理上再论汉字妨碍现代化已不能成立了。
　　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建议宣布废止“二简方案”。对于文改的态度是“文字改革必须稳步进行，不能急于求成；脱离实际超越历史条件的改革，是得不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87]。护照虽然延期了，但究竟还未获永久性的公民资格。一个国家对于自己的语言文字，采取这种态度，在世界历史中是罕见的。国家给予公民的，是总体上不完整的汉语教育，全体公民的书面表达力下降，是理所当然的后果。简化汉字的根本性伤害在于，为了某种政治的需求，力图降低全民族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品格。“后”与“後”合并成一个汉字，“前后”“先后”“事后”“今后”本来有它自己的“後”字，为了少几个笔画，征用了古代王者之“后”，使帝王之尊充贱役之劳，满足了一时意识形态颠倒尊卑的冲动，给阅读典籍制造了麻烦，同时还把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弄得不伦不类。
　　1994年10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成立，它的任务包括：推广普通话和普及民族共同语；现代汉语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进一步完善《汉语拼音方案》，并扩大它的应用范围，充分发挥它多功能的作用；中文信息处理的技术和我国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前途对语文的要求等。不再提拼音化汉字和文字改革，但也并未明确宣布放弃。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其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可以说，拼音化的阴影，至21世纪初才勉强摆脱。
　　既然汉字不再是姑且一用即将淘汰之具，就应当给国民以完整的汉字、汉语教育，尤其是书面语，文言必须得到彻底的平反，白话文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汉语书面语才能逐步走上健康的轨道。以文言疗白话之积弊，以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解现代之困境，本文认为值得尝试。
　　朱光潜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一篇文章《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对于文言白话，具有适当的态度：“文言白话之争到于今似乎还没有终结，我做过十五年左右的文言文，二十年左右的白话文，就个人经验来说，究竟哪一种比较好呢？把成见撇开，我可以说，文言和白话的分别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大。第一就写作的难易说，文章要做得好都很难，白话也并不比文言容易。第二，就流弊说，文言固然可以空洞俗滥板滞，白话也并非天生地可以免除这些毛病。第三，就表现力说，白话和文言各有所长，如果要写得简练，有含蓄，富于伸缩性，宜于用文言；如果要写得生动、直率，切合于现实生活，宜于用白话。这只是大体说，重要的关键在作者的技巧，两种不同的工具在有能力的作者的手里都运用自如。我并没有发现某种思想和感情只有文言可表现，或者只有白话可表现。第四，就写作技巧说，好文章的条件都是一样，第一要有话说，第二要把话说得好。思想条理必须清楚，情致必须真切，境界必须新鲜，文字必须表现得恰倒好处，谨严而生动，简朴不至枯涩，高华不至浮杂。文言文要好须如此，白话文要好也还须如此。话虽如此说，我大体上比较爱写白话。原因很简单，语文的重要功用是传达，传达是作者与读者中间的交际，必须作者说得痛快，读者听得痛快，传达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为作者着想，文言和白话的分别固然不大；为读者着想，白话却远比文言方便。不过这里我要补充一句：白话的定义很难下，如果它指大多数人日常所用的语言，它的字和词都太贫乏，绝不够用。较好的白话文都不免要在文言里面借字借词，与日常流行的话语究竟有别。这就是说，白话没有和文言严密分家的可能。本来语文都有历史的赓续性，字与词有部分的新陈代谢，绝无全部的死亡。提倡白话文的人们喜欢说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我以为这话语病很大，它使一般青年读者们误信只要会说话就会做文章，对于文字可以不研究，对于旧书可以一概不读，这是为白话文作茧自缚。白话文必须继承文言的遗产，才可以丰富，才可以着土生根。”[88]注释：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