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
　　
　　梁启超的书面语既然“用的还是文言”，则以文言而能承载新的思想，传播广泛，影响至巨，不正显示了文言的能量么？白话文运动发起人胡适也承认这种影响：“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19]在几无保留的赞誉中，胡适将梁任公的影响视为个人的威力，而不是写作和文采——即文言文——的威力。
　　白话也好，文言亦罢，并不等于文章，文章的高下，乃看作者为谁。从实用看，人们多以为白话比文言文易做，但周作人以为相反。我们也可设问于胡适：梁氏倘若用白话，可否有此凌厉的文采、广泛的影响呢？
　　严复之于鲁迅的影响也是一例。《天演论》译笔的仿古文言，深奥典雅，据说凡汉代以降词语不选。我们能说当初少年鲁迅感动于《天演论》者，仅仅是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而与严氏文采和阅读的快感与感动毫无关涉么？显然不通。我们不仅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中看到严复的影响，鲁迅日后的白话杂文也深谙此道，以文入白，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今仍是文白书写的绝佳典范。出于白话文运动的立场，鲁迅讥嘲自己早岁的古文写作，然而，鲁迅明白，他的笔力与文采实乃处处受惠于文言的妙要，唯其渊深的文言教养，这才有足够的馀裕和高度。鄙视并攻击文言——是“五四”第一代文人的奢侈，他们奢侈得起，后人以之为真，遂成遗患。当初鲁迅一辈真诚期待于未来的新语言，而今日白话文的现状，也许是“五四”同人未可预见的。
　　出于事功之念，五四一代乐于承认梁启超文体于辛亥革命的作用。胡适在日记中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1898-1912年），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事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20]这段话，胡适点出梁氏之“笔”，已是指“文采”的意思了，而这文采当然归因于文言的妙用，其力量，竟能胜于“百十孙中山”。 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十多种，白话教科书有五十多种，白话小说有一千五百多种。
　　
　　以上“白话书报”是谁创办的呢？语焉不详，仿佛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倡白话的结果，其实不然，绝大多数是外国传教士。据统计，从1815年到19世纪末，洋人在华创办中文和外文报刊近二百种，占当时全国报纸总数80%以上[21]。此一史料殊为重要，即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晚清时期流行欧化的白话，基础已定，白话文的普及，势成大局，其历史功绩与主事者，乃外国传教士。胡适一辈的“革命”相较此前的史迹，不免失色，甚或失实了。
　　
　　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
　　
　　袁进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中发掘并披露了大量晚清史料，鲜为人知——马礼逊、郭实腊等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和汉语白话创作，今日读来，与通行白话一样，甚至更为自如。然而这些刊布于当时的白话文章比五四白话文运动早半个世纪。袁进的结论是：“根据以上大量的事实，我们有理由说，与文言文和古白话不同的新白话，也就是后来的现代汉语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正在形成，其代表作就是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和创作的作品，它们的流行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常常在下层社会。它们包括了诗歌、散文、议论文、小说等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简言之，现代汉语的文学作品是由西方传教士的中文译本最先奠定的，它们要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的白话文早了半个世纪。它们在社会上自成一个发展系统，连绵不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首先是由西方传教士推动的，他们的活动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之一。”[22]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也列有专章“现代语言运动发生的异域资源”，副题为“西方传教士与白话文体的先声”，其对《圣经》翻译和早期白话文的关系，做了详尽的探讨。
　　周作人1920年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23]作为五四文化新党，这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王治心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中，不仅视《圣经》的翻译为后来文学革命的先锋，且把太平天国的文告，也视作后来平民文学的先导[24]。
　　语言文字乃全民使用，演变过程中有自然而然的趋势，社会环境起了变动，会影响到大家的说话和写作，这是一件天天发生而未中断的事。近代以来汉语书面语的白话趋势的确越来越明显了，有加快脚步的倾向，但却不宜夸大顺势引导者的作用。外国传教士在翻译使用中文写作时选择白话，除了考虑下层读者的易懂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学会文言文太困难了。随着教育的普及，识字的人数大量增加，通文言者似应多起来，但由于白话文运动的结果，却使几代人整体上自外于文言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这在过去教育不发达的几千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
　　
　　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凯的称帝迷梦（1916），《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