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
　　
　　语言为全民所共有，无阶级性，此乃语言学界的共识。如若说西方“语音中心主义”是白话文运动主动上当的第一次，那么，第二次是语言学的所谓“阶级论”。“五四”时期，文言被指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语言，白话是人民的语言，由此二分，意识形态话语于是形成，“文言”从此被判决为腐朽的、落后的、统治阶级和没落文人所使用的死语言。否定文言文，与否定由文言文所书写、记载的儒家经典（当不限于儒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又说：“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5]今日读这些话，偏激之甚，错谬之深，已无须辨析了。
　　
　　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
　　书面和口语的不一致[6]，自古已然，明清尤甚，其原因在于文言文写作以复古为时尚，唐宋八大家便是明清作文的楷模[7]。但白话文的滋生与蓬勃，也正在此一时期。之所以文言与口语的不一致成为问题，是与西方语言接触后两相对比的结果。语言学的进化论，一度被国人奉为真理。而作为印欧语言之特色的“言文一致”，成了改造汉语的最终诉求——众所周知，这一努力至今未见成效。现代白话文，依然言文不一致。朱德熙认为，“五四”之后的白话文学作品也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8]。言文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汉字是形意文字，而非写音文字，除非采用拼音取代汉字，否则永远不可能一致。走拼音化道路，曾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是国家文字改革的方向，幸其没有实现。越南、朝鲜、韩国、日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去汉字化”运动。
　　
　　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
　　
　　以上“唐宋说”，采纳的是胡适在《白话文学史》（1923年）中的观点，王力亦有相近的看法。《古代汉语》绪论认为，古汉语有两个书面语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形成的古白话”[9]。徐时仪的《汉语白话发展史》（2007年），是第一部系统探讨汉语白话发展史的著作，在文白长期并存的古代汉语书面语系统中，将白话的历史分为露头期（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宋元）和成熟期（明清）。事实上，汉语第一次与印欧语言的接触从东汉佛教入传便已开始，梵文不但影响了汉语对音韵的重视，且佛经的汉译所形成的“内典”，也成为首个与文言文发生形成差别的独特文体。王国维认为楚辞、内典、元剧的文章，在美学风格上可鼎足而立。《朱子语类》乃朱熹的门人记录其讲学语录的汇编，为使听者易于理会，语不求深，多方设喻，如话家常，以明白显豁为追求。记录者虽难免加工，仍保存了大量时语。以口语讲理学，由此成为一种传统，王阳明的《传习录》即是一例。朱熹、王阳明以达意为目的，文言便任其文言，白话亦任其白话，没有想过非此即彼，或以彼此的高低相较。至于明清是否出现过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颇费争议，中国历史自具轨迹，套用西方历史模式，有蓄意误导之嫌，况语言的发展演变，与资本主义何涉？“市民阶级”一语也嫌牵强，城市人口或可统计，但是否称得上阶级，尚存疑问。明清章回小说所使用的古代白话与文言一样，属书面语系统，认为明清章回小说使用的是一种不同于文言的“白话书面语”则可，但若说他们“用当时口语来书写”，则未必。今天的白话文也不是以今天的口语书写，有谁会像新闻联播那样说话的么，但写起文章来，却不自觉与某种腔调保持惊人的一致。书面语和口语的界限不容混淆，白话书面语，也并不等于口语。其差别在于一个是用来阅读的，一个是用来听的，“目治”与“耳治”有别，岂可不论。由于广播、电视、网络视频等技术手段的出现，我们还须区分“原生口语”和“次生口语”的不同，媒体上的“领导讲话”“辩论”“谈话节目”以口说的形式传达，但并非真正的口语，被讥为“不说人话”其实自有不得已之处。
　　
　　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其实，白话文并不局限于通俗文学。上述佛家的“变文”“俗讲”、儒家的“语录”虽则通俗，但不在文学之列。文言亦非一成不变，之所以长期居于“独尊”地位，乃因文言能够顺应历代语言的变化而变化。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明显不合先秦语法，明证唐朝的口语到底还是侵入了文言。钱基博评梁启超政论体有言：“酣放自态，务为纵横轶荡，时时杂以俚语、韵语、排比语、及外国语法，皆所不禁，更无论桐城家所禁约之语录语、魏晋六朝藻丽徘语、诗歌中隽语、及南北史佻巧语焉。”[10]梁体不仅为当时报章杂志争相刊发，今时台港海外的中文报刊依然沿用其绪，并无难懂之弊。此可见推断文言与白话自古以来的对立，是虚构的、夸张的，更未有文言与白话之间不可间容的紧张仇怨。文与白、书与言，曾经长期共存、并行、辅助、长育，虽偶或相犯，但井水河水，两相活泛。是故，白话文运动从颠覆到成功，一跃而据至尊地位，进而废除文言，也许可视作某一底层叛逆故事在语言变革中的假想剧情。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