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被打退,是站在打的这边的看法,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说:吾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非以其新也,实以其所以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属一偏,而有害于中国之人。[62]针对胡适的八不主义,《学衡
反对派被“打退”,是站在打的这边的看法,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说:“吾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非以其新也,实以其所以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属一偏,而有害于中国之人。”[62]针对胡适的八不主义,《学衡》发表了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一文,因未被选入“大系”,早已退出公众的视野,如此有价值的文章,读者已不易寻到了。
《甲寅周刊》第一卷六号有一篇短文,瞿宣颖所作的《文体说》,在精心观察古今文章演变的事实之上,说理允当,所言之事又大抵是今天的读书人不易懂得的:“至若文言时代之别,固甚微而弥显。昌黎号曰复古,而昌黎之文,决为唐文。昌黎且如此,其他更莫外此例。大抵一代之文,缘其风俗习尚之殊,事物制度之变,类必自成风貌,莫可强同,数百年一大变,数十年一小变。博观文字,寻其历史嬗蜕之迹,盖跃然而可见,犹之鉴别古器。花纹色泽,题识体裁,质地形式,在在可供研证。纵或刻意作伪,决难悉出自然,而泯其时代不侔之迹也。由此可以谈,甲寅之文字,自是民国十四年之文字。其所标举,乃是文言,以对今日通行之白话,非古文也,岂独不侔于古文。作者之笔墨蹊径不同,靡不自成抒轴,盖难概目为一体。良不似白话文既限于今日通行之一种,永永自缚于枯槁生硬之境。是知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缘其组织之法,粲然万殊。既适于时代之变迁,尤便于个性之驱谴。百炼之钢,可化为饶指之柔,因方之珪,亦倏成遇圆之璧。若八音之繁会,若五色之错呈,世间难状之物,人心难写之情,类非日用语言所能足用。胥赖此柔韧繁复之文言,以供喷薄。若泥于白话而反自矜活泼,是真好为捧心之妆,适以自翘其醜也。作文体说以祛惑。”[63]在那时非难文言的人是强势,替文言辩护者乃是弱势。强势者疏于讲理,常常在文章中以势压人,弱势一方全凭一个理字,而且他们只是做无罪辩护,并不想也不敢捍卫文言的所谓正宗地位。瞿氏批评的并非白话本身,而是“泥于白话”者,欲做好白话文者,岂可以白话自限。
瞿宣颖,即瞿兑之(1894-1973),湖南善化瞿鸿禨的后人,曾从王闿运读书,著有《骈文概论》,编有《时代文录》,学术界有人把他与陈寅恪相比,说他们是“一时瑜亮,铢两悉称”。
不管遭遇怎样的围剿,1949年之前,喜欢写文言的少数人,尚有容身之所。文言体的文章,以后便少有人写,后来几乎没有会写的了,甚至白话文中也要除尽文言的痕迹,但却总不能遂愿。如“白话为文学之正宗”,这句话本身即为文言,且是典型的文言判断句,“为……之……”如果改用白话,当作“白话是文学的正宗”,即使这样,也还未彻底,因为“正宗”乃是个文言词汇,恐怕还得换成“正尔八经的祖宗”才可以。提倡白话文的人张口闭口“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不仅说得顺口,而且似乎只有这样说才顺口,可见“文言”离口语并不远。“白话是文学的正宗”非纯正的白话,而是欧化的白话。在欧化和文言化两可之时,习惯总是会自动地选择文言化而不是欧化,口语当中尤如是,只因欧化别扭,只有少数食洋不化之读书人,才会紧紧抓住主谓宾等洋教条不愿意松手。
三、白话文运动的成就
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使白话文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统的地位。它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白话文理论的建设上。(1)关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说。这学说的框架有三条:a.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为打倒文言文的正统提供了历史的根据。b.用白话作各种文章。让白话文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为白话文的推行提出了奋斗的目标。c.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为白话文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2)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主要在散文、应用文、诗歌三个方面。第一,对散文文体改革的要求,胡适概括为四条主张:a.要有话说方才说话;b.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c.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d.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二,对应用文文体改革的意见。钱玄同在《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1917)里,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主张,如改用白话(国语);选取最普通的常用字;多义字只用最普通常用的一义,不许用倒装移置的句法;“书札之款式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文中加标点符号;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字,“用算式书写”;改右行直排为左行横排;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印刷之体,宜分数种”等等。第三,对诗体改革的主张。分为两派,一派由钱玄同、胡适带头提倡“自由体”。另一派由宗白华(1897-1986)闻一多(1899-1946)带头主张“格律体”,这两派对新诗的形式,都做了认真的探索。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白话文的作品上。白话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写作实践。“五四”时期,白话论文在表现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论文,虽在语言上有不同的风格,但在说理上都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的特点。这就叫那种不宜说理的文言文相形见绌。在文学上,散文、小说、诗歌等文体,都开了新生面。特别是1921年,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发表,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白话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Q正传》更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中赢得世界声誉的第一部杰作。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个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运动,它在文艺语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白话文时代的开始。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才把这种反常局面翻了过来,开辟了一个白话文学的新纪元。这正好与中国社会在“五四”期间实现了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相适应。
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使白话文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统的地位。
白话文取得合法而正统的地位是显相,向“言文一致”本旨的努力是其志之所之,标志是什么?应当不止一个:
第一个标志是1920年教育部下令改小学课本“国文”为“国语”,采用白话文入教科书。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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