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化的工作，自新政权建立之日，便提上议事日程，紧锣密鼓。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吴玉章主其事，选出庞大的七十八人理事团。以当时的看法，汉字是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必须以新文字来替代。1952年1月，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叙伦。成立大会上传达毛泽东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1953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内设立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胡乔木任主任。1954年12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撤消原来的研究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二十个业务部门之一，从研究机构变成了职能部门。箭在弦上，我们替汉字捏一把汗，可以设想一朝醒来，忽然看到《人民日报》拼音版，满纸字母单词。读书人热爱汉字的情感可以不顾，那些讲方言的老干部们的愤怒，使这件事终于没有发生。《毛泽东选集》外文版主要的语种比较齐全，却从未见过汉语拼音版，即使在最冒进的年代里，也没有人去填补这项空白，要知道，把汉字“翻译”成汉语拼音这件事，小学毕业程度就做得了。“文革”后期，繁体竖排精装的《毛泽东选集》还在大量印刷，激进时代的这等保守之举，使我们在经过不止十年的浩劫之后，文章虽然普遍不会写、话不大会说了之后，汉字却还认得几个。
　　以白话做各种文章，实行起来原比文学领域难度大。文言文发展了两千多年，种类繁多、体裁不同、各异其趣。曹丕《典论·论文》列为四种：“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一共讨论了三十五种文体：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将入选的古今文章分为十三大类：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取消了文言，实际上也就取消了这些文类，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生活方式的改造，很多文体已没有用处，所谓白话做“各种文章”，不过是说以白话文应付一些事情而已。
　　白话文以口语为源泉，但不是唯一的源泉。口语并不能直接自动变成白话文，口语的简洁和生动，只有经过提炼加工才能成为白话文的优长。同样是口语，口才好的人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不善言语的人前言不搭后语，白话文写作上的口语本位主义，以混淆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始，以彻底否定白话文的文本地位和文体追求终。1952年郭沫若发表《爱护新鲜的生命》，文章认为：“我们中国现行的汉字是比较难于驾驭的工具。汉字将来是会改革的，并采取拼音化的道路……但在汉字采取拼音化之前，我认为我们的文章必须先走上写话的道路……旧文言固不用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言也不用说，近来的理论文字和文艺作品又显然有‘新新文言’的倾向了。主要恐怕依然是汉字在作怪。用汉字来表达，总向少写几个字以求效率的提高，因而有意无意之间，便不免和语言脱离了。在今天鼓励以工农兵或少年为对象而写作，也就是鼓励我们写话，减少不常用的汉字的使用，使文章和语言愈见接近起来，做到言文一致，对于汉字改革无疑是会减少许多困难的。”[68]勒令书面语向口语看齐，作文，势必要走到以常用汉字写话这一步。下一步，用拼音写话。互联网普及之后，中国迅速进入全民写话的时代，我们在半个多世纪所接受的语文教育就是写话训练，写的并不一定是自己的话，我们能否认身边回响的官话、套话、谎话，报纸上教科书里的大话、空话么？白话文，此三字的排列顺序已将它自身定义了，第一重要的是白，直白也好，浅白也罢，清白无辜，错白不计；第二重要的是话。抓住白和话，方向已正确，成不成文，似乎没有什么大碍了。
　　
　　②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主要在散文、应用文、诗歌三个方面。第一，对散文文体改革的要求，胡适概括为四条主张：a.要有话说方才说话；b.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c.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d.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关于文体改革的规划，说来令人啼笑皆非。散文、应用文、诗歌三种文体，是否有必要“规划”呢？如何“规划”，谁又能规划得了、去负责落实呢？除了“八不主义”而外，胡适还真的有分三步走的规划：第一是工具，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用白话作各种文学；第二乃方法，其中又分成集收材料的方法、结构的方法、描写的方法；而最重要的方法，则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第三是创造，胡适说“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尽可以不必空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步预备的工夫罢！”[69]这是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结尾的最后一句。看来，他认为创造的时代，还没有来到，《尝试集》的第二部，需等到《白话文学史》下卷完成后才予考虑。
　　章行严《答适之》曰：“夫文章大事也，曩者穷年矻矻，莫获贯通，偶得品题，声价十倍。今适之告之曰，此无庸也，凡口所道，俱为至文，被之篇目，圣者莫易。彼初试而将疑，后倡焉而百和，如蚁之聚，雷然一声，而六州之大错成矣。适之从其后而名之曰，此时代要求也，此时代要求也……适之谓愚有意使不为白话文，此亦未然，适之以提倡白话文为职志者也，君子爱人以德，愚岂愿其中途易节。惟适之者，有权自了其一生，而无权阻人讨论一国文化之公共事业，愚以谓白话文者，固非不可为也，特以适之之道为之，则犹航于断港绝潢而不可通者也。适之已矣，今之纷纷藉藉，回环于断港绝潢而不得出者，愚念民口之瘖可痛，包胥之志未忘，子能亡之，吾未见不能兴之。夫天运未可知，而人力期于必尽。愚与适之，共拭目以观其后焉可已。”[70]章胡之间的笔仗，后者轻易占了上风。胡适的文章，一向平和说理，不以气势夺人，但一呼百应的威势树立了白话文运动的大纛，“时代要求”与胡适在一起，只这么轻轻一句，似乎就驳倒了行严先生的鸿篇大论。即使在政治上，“五四”时期没有实现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名义上的统治，未可被称为民主，短暂的民主之后，迅速地重新封建化，白话能够成为专制的利器，也许还要胜过文言百倍。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