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有关“白话文运动”（Vernacular Movement）的词条，陈述如下：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它提倡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白话文运动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维护者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1]
　　这一词条由胡奇光撰写。简短定义后，分别就“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背景”“白话文运动的经过”“白话文运动的成就”“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四个方面做出论述。该书出版于1988年，代表了当时学界的共识。
　　本章节以该词条的论述为线索，展开较为详细的评注式讨论（本文的楷体部分皆为该词条原文，来源同上，不再出注）。
　　如果承认胡适是首倡者，那么这场波澜的初潮之涌实际上发生在美国。胡适与几位留学生之间关于文字和文学的争论，由于胡适将它们写成通信和文章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而广为人知。胡适《逼上梁山》一文言之甚详，不必赘述。“五四前后”的说法特别耐人寻味，它实际上在暗示白话文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联系。但以史实探究，这一少数人提倡的文体革新与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的群众游行毫不相关。如果一定要把它与某个“大写日期”联系起来共同注释历史的话，应当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民国的成立，使少数得风气之先的人觉得应该用一种新的书面语言来写作了。进入20世纪，一系列大事相继发生，起先取消了科举考试，使八股文没了出路，接下来宣统皇帝退位，中华民国甫一成立，立刻颁布大总统令，强迫剪辫，禁止缠足，一时间移风易俗气象一新，虽然政治在实质上实现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体制变了，一整套术语也不得不跟着变，推翻帝制给国人带来的鼓舞是时下的人无法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个效应，帝制下的表达方式乃是公车上书，只有先取得国民资格，才可以以上街游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述求。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包括多种注音字母方案，皆是上奏朝廷，希望得到圣上的赞同，一纸诏书下来，便可风行天下。民国之后，这个途径断绝了，于是主张便通过报纸杂志直接面向公众，陈独秀同意胡适之并与之呼应，本是两人暂时相契，与君何涉，但由《新青年》公之于众，而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公共言论空间的建立，给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以可能，有没有这样的言论空间，乃是帝制和民国的根本差异。
　　“划时代”云云，乃是对于所谓“时代”的一种定义，定义乃是如此去定义的权力。“五四”已经被最高权力定义为“划时代”了，前后略一延伸，何等轻巧。用白话做书面语，并不自今日始，白话小说即使从明代起算，也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当初胡适与梅光迪、胡先驌等人的分歧主要在白话能不能做诗这个问题上，所以才有《尝试集》的写作和出版，白话诗是写出来了，成为了名著，但是否就意味着成功了呢？诗人胡适，并不为人认可。胡适之后，还有更多的尝试者，白话能写诗么，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不少，1965年毛泽东给陈毅的信中明确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2]当然，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白话写诗，假如还不好说成功，写小说么，五百年前就已成功了，可那是先人的成功，论者匆忙宣布的“白话文的胜利”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后来几乎所有论者，亦皆认为白话文运动成功了，这成功又指的是什么呢？
　　
　　一、白话文运动的背景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传播佛教教义，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阶级的抬头而出现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黄遵宪（1848-1905）引俗话入诗，宣称“我手写我口”（《杂感》）；裘廷梁（1857-1943）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陈荣衮第一个明确主张报纸应该改用白话；王照更声明自己制定的官话字母，只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同时，他们还积极写作通俗浅显的文章。梁启超（1873-1929）最先向霸占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创制了“新文体”，用的虽还是文言，但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已向着白话文迈出了第一步。接着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十多种，白话教科书有五十多种，白话小说有一千五百多种。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接连出现了几件可以决定文体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凯的称帝迷梦（1916），《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
　　
　　文言与口语在先秦时代的真实状况，至今无从确定。为何上文首句即断定“文言文是古人口语的摘要”呢？是根据鲁迅《门外文谈》的观点，然而，鲁迅当初审慎、推测的语气不见了，更由于1949年后鲁迅先生不可怀疑的权威性，此说俨然成为定论。而白话文运动之初的纲领性理论，即采取西方语言学对文字的定义：文字是声音的记录，是语音的符号。而西方文字属于“表音文字”，“语音中心主义”占据语言的主导地位，文字是语音的附属。但是，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存在“表音文字”的类比性。吕叔湘早年曾说“文字的起源大致和语言无关”，并且，“一部分文言根本不是‘语’，自古以来没有和它相应的口语”[3]。但长期以来，这一认识未能得到传播和重视，于是以西方文字定义硬套汉语和汉字，乃相沿成习，铸成共识。语言学研究著作《马氏文通》即以印欧语性质为标准看待汉语，“把印欧语所有而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朱德熙语）。由此可见，始于“言文一致”的倾向，在百年汉语研究中未得到质疑，而视之当然，直至近年，有人从理论上提出汉语的“字本位”[4]，认为文言为口语摘要的判断，出于西方的语言观。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