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考与文言的没落，因果关系分明。文言（尤其八股）是天下读书人进身谋职的要务，一朝绝了此路，攻习文言的最大动力立刻失去了。是故文言文并非为白话文所“打倒”，毋宁是废科举而渐趋没落。曾有人模仿以上胡适评价梁启超“之笔”于辛亥革命的话，说假如没有废除科举的釜底抽薪之举，纵有百十胡适之、陈独秀，也未可导致白话革命的速成。周作人多次将白话取代文言为正宗，与推翻帝制相比拟，但他的意思显然是对文言的肯定而非否定，因文言丧失至尊地位与废除文言，纯然两件事。他道：“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他是华语文学的一分子，正如中华民国还说满洲一族是别国人，承认那以前住在紫禁城里的是他们的皇上，这未免有点错误了。”[25]白话文运动是拉丁化文字运动的先导，或说拉丁化中国文字是白话文运动的必然趋势，就此而言，废除文言乃是废除汉字的第一步，唯有循此思路，才可理解白话文运动之于文言文，何以发生如此极端的态度。作者在论述文白演替的语境中，谈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其隐喻，即是将文言文的复兴视作一场持续了八十一天的闹剧。文言与封建制度之间，被如此暗示所绑定，已经不是认知，而是意识形态作怪了。莫说文言与旧制度不是一回事，即使封建帝制本身，也有种种差别，秦始皇之前是一种，其身后，又是一种，唐宋的帝制，与明清的帝制如何能不加区别一视同仁？袁氏未能在皇帝宝座上长久，因他暴病而死，并非谁粉碎的结果，皇权和专制在中国有很大的潜力，洪宪之后又几十年仍意犹未尽。
　　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诸人，作文俱文言，以文言表达民主的诉求和种种新思潮毫无妨碍，《明夷待访录》《原君》《日思录》等，正是晚清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来源。而章太炎等国粹派在鼓吹革命排满共和之时，文言一样在其手中成为利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首次为国人所了解，是通过严复先生的文言翻译。《法意》一书，今天译为《法的精神》。欧洲的进化论思想，经典雅的文言润饰之后，如虎添翼，成为一时之显学。
　　《新青年》杂志是白话文运动的嚆矢，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于上海创办(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6期为一卷，首卷名《青年杂志》，自2卷1期，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编辑部自上海迁至北京。1918年，扩大改组，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胡适、高一涵、周作人等参与其事，一度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1919年6月，因陈独秀被捕停刊五个月，同年12月1日出版的7卷1期起，仍改为陈独秀一人主编。至1920年9月8卷1期起，迁回上海印行，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事的机关刊物。1921年10月出至9卷6期后停刊[26]。
　　察《新青年》的特色，除了主张激进，便是语言的激进，这一层，直接塑造了白话文运动的品性：一种激烈、夸张而极具意图性的语言。有人将《新青年》的特色概括为“实效至上的功利主义”“措辞激烈、不惜在论述上走极端的习气”“绝对主义的思路”以及“以救世主自居的姿态”，认为：“《新青年》同人的努力，至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方式：它是先有理论的倡导，后有创作的实践；不是后起的理论给已经存在的作品命名，而是理论先提出规范，作家再按照这些规范去创作；不是几个缪斯的狂热信徒的个人创作所造成，而是由一群轻视文学自身价值的思想启蒙者所造成。我简直想说，它是一种理智的预先设计的产物了。”[27]
　　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民主主义的浪潮，为白话文运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以上是白话文运动的典型句式和标准腔调，读到这样的句子，你会惊叹八股文生命力之强大，改头换面之后，它已成功地在白话文中得以实现，长长的句子，节奏明快、音节顿挫，读起来让人舒服，却大而化之什么也没有说。
　　“人民群众”以何种方式参与早期的“白话文运动”，当然语焉不详。时隔九十年，当初“群众基础”云云，不过是民粹主义的假想与神话。白话文运动的早期反对派曾认为，那场运动始终是少数激进分子对无知学生施行蛊惑，于己于人，有百害而无一利。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亦曾尖锐地批评五四白话文运动“脱离群众”，造成了所谓“新文言”。如果把“运动”二字去掉，白话文字自身倒是天然具有“群众基础”的，白话文这种书面语，与文言文比起来，毕竟离口语近切许多，说得出、听得懂的语言，自然能够从群众中来，也容易到群众中去，但这一“群众基础”不是浪潮作用的结果，也与觉醒与否无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得白话之助，如虎添翼，在群众中迅速传播，经过二十八年的艰难曲折，成为巨大的政治力量。二、白话文运动的经过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1918年1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显示实绩。年底，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7）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白话文运动的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如古文家林纾（1852-1924）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驌（1894-1968）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等等。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