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年之内，白话报至少出了四百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也相继成立。
　　1921年以后，胡适去“整理国故”了。胡先驌的《学衡》 杂志、章士钊（1882-1973）的《甲寅》周刊，为迎合封建势力复辟，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文化上以《向导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为阵地，共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鲁迅先后发表了《估学衡》（1922）、《答KS君》（1925）、《再来一次》（1926）等文章，大抵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用古书做法宝，证明鼓吹文言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实际自己也做不通古文，错用典故；白涤洲（1900-1934）、唐钺（1891-1986）也在《雅洁与恶滥》（1925）、《告恐怖白话的人们》（1925）等文中给以批驳，这才把那批反对派打退了。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
　　
　　无论白话文运动抑或新文学运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无疑是纲领性文本，历来为研究者所称引[28]。此文成于1916年11月，胡适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
　　文章分述“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29]但首次公开这八个主张，并不在此文。1916年10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2卷2号上刊载胡适致陈独秀的信，已列出八事（排列顺序与后来不同），明确提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但又说：“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其详细节目，非一书所能尽，当俟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30]此言或许是对后来书写并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预告。既如是，白话文运动的公开信号应定为1916年10月《新青年》发表的《寄陈独秀》和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须留意的是，胡适《寄陈独秀》信曾不经意间拈出的爆炸性词语“文学革命”，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则易为“文学改良”。这两个关键词的区别，差异分明，却被“文学革命”的响应者们故意忽视了[31]。胡适于1915年6月另有万字长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刊在《科学》月刊第2卷第2期上。该杂志创刊于1915年，是中国最早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的刊物。时光荏苒，白话文与新文学运动之间的联系早已成为旧闻，但白话文运动与科学话语的共生关系，却鲜有人探究。汪晖曾撰长文专门论述：“不是白话，而是对白话的科学化和技术化的洗礼，才是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更为鲜明的特征。”[32]
　　陈独秀在接下来的《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段饱含政治性的文字，阶级划分意识初露端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以新兴的民粹主义立场讨伐没落过时的精英主义，所谓摧枯拉朽，似有雷霆万钧之势。这是白话文在此后百年中经常使用的策略，经过“文革”的滥用之后，已变成一种虚张声势的夸夸其谈，而在当时此言此语却令读者耳目一新，有很强的冲击力。
　　文中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这个纲领性的意见，很快就得到陈独秀的响应。
　　
　　察胡适文章中原文，是“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之利器，可断言也”。紧接着一句置于括号内的附注：“此‘断言’乃作者自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其语气审慎，对自己做此断言的主观性及可能招致的不合时宜有所省思，这符合胡适惯常的理性态度。但“白话为文学之正宗”的断语，胡适则终身未改，这也是白话文运动诸位倡导者的共识，而其他问题歧见纷呈，却难于一致。依照时下流行的观念，文言变成白话，仍属于形式革命，内容，是另一回事。
　　陈独秀在《答胡适之》中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33]其主张与语气之绝决霸道，与胡适成对比。陈胡个人未来的不同道路，在这语气中已可以见出。
　　
　　钱玄同也及时发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同反对“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联系起来，并在陈、胡强调“文学革命”的时候，第一个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
　　
　　钱玄同（1887-1939），五岁从师读经，1906年留学日本，从章太炎研习国学，专攻音韵训诂与《说文解字》，早年在章氏主办的白话文刊物《教育今语杂识》发表文字学文章。时留法学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其创办的《新世纪》周刊上提倡废除汉字，采用“万国语”（即世界语），章太炎撰文批驳，钱玄同亦力决拥戴乃师主张。1910年钱玄同归国，1915年任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并在清华、燕京大学兼课，讲授中国文字学、音韵学、《说文》研究、经史说略、周至唐及清代学术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课程。后与黎锦熙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1925），任《中国大辞典》的总编纂（1932），乃国语运动的中坚。其学术代表作《文字学音篇》（1918），是一部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
　　钱玄同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猛将，攻击古文与汉字，言论之极端，无人能及。他动员鲁迅为《新青年》写文章，如鲁迅所言，《狂人日记》的诞生出于他的劝说之功[34]。在《新青年》同人以文言文提倡白话的时候，他率先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敦请大家以白话作文。正是在他的提议下，《新青年》于1918年4卷1号开始采用白话文出版。他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在《新青年》4卷3号上合演了一场文白论战的“双簧”吸引眼目，引起反对者的抗议。同样是被攻击的古文，因章太炎刘师培的缘故，“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实际上是被不同对待了[35]。所以，这场看似文白之争的运动，背后潜藏并延续着晚清文坛桐城派与文选派的门户是非。钱玄同之前，陈独秀的革命对象是“十八妖魔”：明朝前后七子、归有光、方苞、刘大魁、姚鼐。胡适说：“钱教授是古文大家，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36].钱玄同曾说，早在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浙江省教育会上的演讲就提到：“将来语音统一之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来编。”所以钱玄同又说：“我对于白话文的主张，实在根植于那个时候。”[37]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