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题源自我国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 1．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 市场经济有共同的关系和特征：以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作为前提和基础，作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经济有共同的基
（三）问题源自我国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
1．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
市场经济有共同的关系和特征：以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作为前提和基础，作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经济有共同的基本架构（三个基本要素）：企业——市场主体；市场——市场主体的活动舞台，商品流通过程的总表现；政府——市场的培育者、管理者、监督者、调节者。但是，各国市场经济的构成要素毕竟有差别，从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类型。我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有明显的特殊性和较大的差别。一是市场主体的差别。我国的企业制度不是西方国家那种“自由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是我国处于支配地位的市场主体，它和其他市场主体（个体、私营、集体等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主要区别是，资本的所有者是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在国有独资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那里，国家和政府至少是名义上的企业主；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是由党的组织部门和国家的人事部门任免的。因此，国有企业一开始就是和行政权力相结合的，所谓“政企分开”只是就一定意义而言。由此导致：企业的资本规模并不主要取决于自身的资本积累；企业的经营业绩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企业的生死不决定于市场竞争；企业的目标加入了各级政府的意图和取向；企业会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企业有可能产生行政性垄断；等等。二是市场本身的特殊性。我国的市场不是西方国家那种“自由市场”。在产业进入、市场准入、价格决定、市场竞争性等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行政性干预和控制，经济自由和充分竞争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如果同时存在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垄断，情况就更加是这样。三是政府职能和行为的特殊性。我国的政府并不限于解决企业和市场解决不了和解决不好的问题，而是和企业、市场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我国政府虽然不是名义上的企业经营者，但国有企业的兴建、布局和基本生产要素（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的配置都取决于政府；政府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国有经济的赋税和利润；政府的经济政策往往把国有经济的利益摆在突出地位。这些特殊性不仅影响市场经济关系本身，也必然影响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利益关系。这诸多差别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理由。保持我国市场经济特殊性的出发点是无可非议的，主要是为了使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基础，使政府成为社会主义道路的维护者和保障。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实际上会是如何，就不一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
2．从特殊的市场经济产生出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
我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本身并不一定产生前述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但是，这些特殊性有可能产生超越于市场经济关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从而产生和初衷相异化的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一，全民所有制的异化倾向和国有企业的部分质变。全民所有制是未来社会所有制的基础和雏形，是社会共同利益的基本保障。但为了同市场经济相适应，不能不变革国家所有制和国有企业。主要是：国家资本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相分离（即所谓“两权分离”），资本所有权和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相分离，劳动和所有权相分离。这些分离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问题是：一方面，全国人民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共同所有者，其法律所有权虚化了，国有企业只向国家上交很少的利润，全民所有制在经济上已经很少得到实现，全民所有变得名不副实。这就说明，全民所有制在创造出市场主体的同时，也出现了异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经济独立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资本集团。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要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不断增加的资产价值对所有者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企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转化为经营者和高管们的年薪、工资和股权，使他们很快成为富豪（其中的一般职工也可以以工资和福利的形式从中分一杯羹）。利润的另一部分转化为新的投资并形成新的固定资产，但账面上不断增加的“国有资产”则成了企业（首先是那些经营者）获得越来越多自身特殊利益的手段。此外，这些国有企业凭借国家给予的经济实力和政企不分的特权，一方面挤压非国有企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伸手向国家争夺自己的特殊利益，并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全民所有制的异化倾向和国有企业的部分质变，使利益关系越来越向由自身孵化出来的资本集团倾斜。贫富差距的扩大、对民生问题的懈怠、非科学发展等等都与此密切相关。但这并不符合改革的宗旨，也不是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是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扭曲和变异的表现。第二，大型国有企业处于行政性垄断地位。现在的大型国有企业均由原来大而全的国有企业或产业部门转变而来，形成一个个强势的资本集团，它们在一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产业部门取得了绝对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并不仅仅基于“自然垄断”，也并非由市场竞争本身产生，而是更多地由行政权力、国家银行、政府财政的支持产生。不仅理所当然地垄断了那些关乎国家命脉和国家安全的产业，而且垄断了许多根本没有必要垄断的相关产业和产品。对产业和产品的垄断导致对市场和价格的垄断，从而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种以国家资本为基础的行政性垄断，同样是国有经济异化的表现。这就意味着，社会财富正在向以国有经济面目出现的资本集团的当事人（人格化）倾斜；他们在超额垄断利润形式上额外得到的东西，就是其他企业、雇佣劳动者、全国人民在利润、收入、劳动者报酬和社会保障形式上失去的东西。
第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转化为投机资本。资本天生具有投机性，这是市场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一旦大量资本离开再生产过程而专事投机生意，资本本身就发生变异了，经济机体就要发生质变了。现在的问题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以来，一方面，投机资本在股市翻云覆雨，股市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赌场，而监管机构则多半是听之任之；另一方面，我们又把以居民住房为主的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放任投机资本在房地产市场兴风作浪，把房价抬高到了令普通百姓望房兴叹的程度。一些私人资本也纷纷从制造业转向房地产投机，甚至转向对一些农产品的囤积居奇。不少国有企业忘记了自己的基本职能和社会责任，它们不再满足于从主业中获得利润，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虚拟资本市场和其他可以投机的商品市场，力图以短平快的炒买炒卖方式以钱生钱，在再生产过程之外获得更多的再分配收入。于是，掌握在国有企业经营者手中的巨额国家资本和银行贷款，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投机资本。投机资本的盛行不仅导致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和两极分化，而且和科学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不仅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也有悖于市场经济承担的历史任务。(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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