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李普塞特对欧洲国家、英语系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了稳定的民主与不稳固民主/独裁的分类。 其次，李普塞特以系列指标来量化处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程度之间的关联。
　　李普塞特的指标包括：财富指数、工业化指数、城市化指数和教育指数。每个指数下面又具体有测量的指标。比如，财富指数就量化为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多少人拥有一辆汽车、几千人拥有一名医生，和每千人拥有的收音机、电话和报刊书籍。毋庸赘列，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数据反映的趋势和规律是一致的，即比较民主的国家，在财富、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上都比较高。
　　至于教育指数，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李普塞特意识到，德国和法国属于欧洲教育最好的行列，但仅靠国民教育水准本身，并没有使它们的民主得到稳定。因此李普塞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他认为教育多半可以开阔人的视野，使他能理解宽容准则的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提高他在选举时作出合理选择的能力。舆论机构向不同国家的民众提问，问他们对于反对派的看法、对少数民族或种族的态度、对多党制与一党制的感受，结果证明，一个人教育水平越高，他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他的结论是，教育既比收入重要，也比职业重要。他同时引用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致构成了一种与民主有政治关联的主要因素。”〔3〕
　　至于民主的另一个社会条件——合法性问题，学界关注不多。李普塞特用“效率（Efficiency）”和“效能（Effectiveness）”两个词分别用以评价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系统。前者是指经济发展速度和现代化进程；后者则包括一个高效的官僚系统和决策机制以应对各种问题。他认为，一个民主社会是否能稳定发展，不仅取决于它的现代化效率，还取决于政治系统的效能和合法性。而效能是一个工具性的概念，合法性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价值性的概念。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主要有两种：第一，主要的保守组织机构的处境在结构变革时期受到威胁；第二，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系统。〔4〕李普塞特认为，与合法性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社会处理分歧的能力和方式，而这也直接威胁到民主的巩固。西方在现代国家建设上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教会或各种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第二，承认下层阶级，特别是工人，经由普遍的选举权和集体交涉权充分享有政治经济上的“公民身份”；第三，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存在持续不断的斗争。我们注意到，这几个关于分歧的危机，正吻合了现代国家建构中的认同危机、参与危机和分配危机，处理这些危机，更为民主的巩固提供了最起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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