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对上述理论进行了突破和批判，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一是他认为政治发展是一个独立变量，并不与经济发展相伴相生。在这个意义上，他将政治发展与现代化脱钩，转而认为，政治发展是制度化的过程。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联系。”〔15〕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问题，亨廷顿认为，首要的不是民主，而是秩序。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与民主化、参与相关；而政治发展则指向“秩序”。二是他提出了“政治衰朽”概念，与“政治发展”并列。这与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发展模式迥然不同。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是必然向前的，而亨廷顿却认为政治变迁可以在发展和衰朽两个端点徘徊。这也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现代化理论背后的历史发展观是自然主义的（线性的发展观，认为先进必然取代落后）；亨廷顿则与德意志式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如出一辙（承认落后社会也有存在的理由，历史相对主义）。〔16〕亨廷顿列举了二战后20年间拉丁美洲大范围的军事政变，中东和亚洲的革命暴动、起义和游行，和一些国家的种族部落冲突，来描述他所谓的“政治衰朽”。〔17〕在“政治衰朽”的国家，政治秩序在下降，政府权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遭到破坏。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衰败，给乐观的发展主义迎头一击。
　　发展主义不仅面临着政治衰败现实的挑战，更重要的是缺少历史观的发展主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缺失。在我看来，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虽然自认为是历史比较的产物，其实几乎不存在历史观。
　　第一，顾名思义就知道，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的是硬制度和硬变量的重要性，以为有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就会有西方一样的政治功能，进而带来一样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未来。
　　第二，结构－功能主义是行为主义革命下的产物，而行为主义又是淡化制度、历史和文化的。行为主义为什么在美国泛滥而在其他地区并不能大行其道，说到底是美国本身没有历史的缘故，以为科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相信“科学分析”就能回答一切问题。结构－功能主义中的体系-过程-政策是科学化的产物，而七种功能更是政治学科学化的“结晶”。
　　第三，具体而言，就是结构层面的七种功能，即所谓的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交流、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订和政策执行，也只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结果的一种“快照”，而不是真实的历史过程。或者说，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也并不具备这些结构与功能。这样，用发达国家长期演变的结果性模式套在发展中国家身上，试图让发展中国家忘记自己成长的“阶段”，忘记历史和文化，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甚至出现政治衰败。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发展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衰落了，但其毕竟统领美国政治学20年之久，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世界观了。作为一种世界观，由于其内化式积淀，其变化是很难的，甚至具有滞后性，并且时时刻刻会表现出来。比如，发展主义在80年代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是当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改革与开放以后，发展主义情绪表露无遗。当时美国学术界对80年代中国的普遍看法是，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西方式民主。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再次证明发展主义错了。但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威权国家的制度变迁却为发展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尽管苏联、东欧的制度突变并非都是因为经济发展导致的。
　　
　　四、新发展主义的基本命题
　　
　　20世纪末浩浩荡荡的民主浪潮再次席卷全球，新发展主义应运而生了。新发展主义在研究“民主与民主转型的条件”这个问题上，试图弥合经典发展主义的缺陷，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和方法论模式。新发展主义的代表著作，有经典发展主义领军人物李普塞特的新版《民主的社会前提》，也有曾经以“政治衰朽”挑战经典发展主义的亨廷顿的《第三波》，还有本文扼取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本部分通过评介这三个代表作的内容和方法论特征，来观察新发展主义的基本命题。
　　1.修正了的发展主义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使一度式微的发展主义卷土重来。1959年，李普塞特的文章《民主的一些社会前提》（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曾经令他享誉比较政治学界，并树立了发展主义的理论旗帜；到了1993年，他又以《民主的社会前提（修正版）》（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重振发展主义雄风。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代表作，本文关注的仍是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哪些因素有利于民主转型和巩固？我们注意到，由于“第三波”使许多国家推翻独裁和威权政体，迈入民主时代，此时的李普塞特不仅仅关心“民主如何得以发生”，他对于“民主巩固”问题也分外地关切。他注意到，截止到1993年，世界上186个国家中的107个（过半）拥有了竞争性选举制度，并通过各种手段保障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这对于民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然而，人们不应只看到机遇，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次民主化浪潮波及的很多国家都拥有不同程度的威权文化和传统，而这种历史遗产对于民主的运作是非常不兼容的。这就引发李普塞特深入思考民主的制度化问题。哪些因素和进程对于民主巩固有利呢？他的结论是，新的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往往比较低，必须警惕它的长期稳定性。为了获得合法性，新的民主政体首要的是“效能”（Efficacy），尤其在经济领域，同时也在政治领域。如果他们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他们也能让政治有序运转；反之亦然。〔18〕
　　与40年前一样，李普塞特同样讨论了“民主如何产生”的问题。他认为，“较富裕的社会和高福利往往与民主制度紧密相连。”接着，李普塞特通过文献回顾，详细阐述民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自从19世纪起始，就有许多政治学家注意到民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马克思主义者、经典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都承认工业资本主义与代议制民主之间的关联。熊彼特曾说过，“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进程的产物。”摩尔也与马克思主义者如出一辙，他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No bourgeois, no democracy）。”许多他们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不过，还有一些学者对于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显得审慎得多。比如，Berger认为，虽然所有成熟民主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是市场经济，但的确有许多非民主的市场经济。Diamond认为，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用公式表示就是：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