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组重要概念是政治体系执行的功能的三个层次，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阿尔蒙德认为，所有政治结构，无论专业化程度如何，都执行着多种功能。体系层次的功能涉及到体系的维系和适应功能，包括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和政治交流；过程层次的功能，是要求和支持的输入经过一个转换过程变成权威性政策的输出的功能。由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订和政策实施四个方面构成；政策层次的功能，包括输出产品、行为、结果和反馈等。
　　在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虽然包含着文化变量，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体系—过程—政策的三个层次上普世化的结构问题，即如果设计出一套满足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交流、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订和政策执行七大结构与功能的制度，政治发展就指日可待了。也就是说，阿尔蒙德试图通过历史比较、其实主要是根据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抽象出一套普世主义的政治发展路径。
　　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作为比较政治研究委员会（CCP）的主席，阿尔蒙德的麾下汇集了一批主流政治科学家（包括阿普特、白鲁珣、魏纳、维巴等等）。他们共同发扬了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并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发展”的专著（如《沟通与政治发展》、《官僚制与政治发展》、《教育与政治发展》、《政党与政治发展》等等）。威亚尔达如此评价结构-功能主义的魅力：“首先，阿尔蒙德的设计不仅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范围内的所有迥然不同的政治系统的方法，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这些政治系统的大纲；其次，它教该领域的初学者应该研究些什么：利益整合、规则的裁决等等；再次，使阿尔蒙德的方法充满吸引力的原因就在于它不仅在科学上是站得住脚的，在道德上也是善的；第四，在越战前那个充满乐观主义的时期，可以通过美国外交援助修正一国的发展中缺失的因素。面对这样一种综合各种优点于一身、极具说服力的方法，谁还能有招架之力呢？”〔7〕扎哈里亚迪斯也认为，“它在价值上是高度自由主义的，因为它融合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自由传统与乐观主义。……这已成为一个发展模型，肯尼迪政府要别的国家完全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它告诉发展中国家，它们为建立一个更有秩序和运转良好的体制需要做些什么。”〔8〕
　　然而，结构-功能主义遭受的诟病也源于此。它受到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被认为是西方中心论和带有本族中心主义的强烈偏见。在阿尔蒙德的模型里，必须履行特定的功能，并按照西方早发国家的政治体系，发展出特定的组织和机构。而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传统政治现象则不被予以考虑。例如，扎哈里亚迪斯举例说，阿尔蒙德认为政党是利益整合的代言人。那么，非洲酋长的领袖角色、顾问班子以及其他传统制度就不应该被考虑，甚至要被谴责为发展的障碍。如此一来，西方型的各种制度如政党和利益集团都应该被移植到新兴国家。〔9〕
　　第二，结构－功能主义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性，使它流于简单的逻辑流程图。由此，它忽略了理解政治发展的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比如不同的价值观及其变化、政党派别、工会、军队、农业协会、官僚结构，以及促进增长的政策。〔10〕
　　第三，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政治体系理论反映的是“社会中心”路径，这个路径的适用性并非普遍的。台湾学者陈鸿瑜认为，阿尔蒙德的研究是公共政策途径，用这个路径研究非工业化国家，有两个限制因素：一是由伊斯顿提出（阿尔蒙德继承）的系统过程模式，似乎并不适宜于政府机构和结构相当薄弱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较多强调输入项，如政党、压力团体、利益表达和利益会聚的功能，但“第三世界”的情况恰好相反，大多强调输出项，人民只知道服从政府的法令，而不知道如何制订或影响决策；二是政策研究的知识背景是源于西方多元文化传统，其中心信仰乃认为政策是由政治交易过程所做成的，政策本身是竞争团体之间协调的产物。这些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背景最欠缺的。〔11〕
　　
　　三、发展主义的式微
　　
　　经典发展主义曾经被认为是解释发展中世界的万能良方，却最终日渐衰落。除了现实层面来自发展中世界的种种令人悲观的政治景象的直接打击之外；发展主义本身的理论特性所展示出的矛盾和局限性，也是它生命力难以持久的重要原因。其中，经典发展主义的线性乐观思维、历史观的匮乏，是最受诟病的致命硬伤。
　　20世纪60年代，当“经济发展理所当然带来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一统天下之时，亨廷顿却独树一帜地提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1968年，亨廷顿出版《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此书成为比较政治学领域的经典之一。如若理解此书的时代背景，我们会惊叹亨廷顿的胆识和预见。当时，阿尔蒙德主持的比较政治委员会在学术界居于权威，发展主义的信奉者不计其数，对学术和政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亨廷顿却指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而经济上取得高福利水平的国家，在政治上则可能仍然是混乱而动荡的。”而造成这种暴乱和动荡的原因在于，“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12〕这一洞见极大地挑战了发展主义，难怪弗朗西斯•福山在为其作序时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最终使现代化理论寿终正寝。”〔13〕
关于“政治发展”，西方学者的界定一度都认为是线性单向的概念。受历史进步主义的深刻影响，政治发展被认为是注定向前的。鲁恂•派伊（Lucian Pye）在《政治发展诸方面》中将政治发展界定为三个方面：一是平等精神。政治发展包括大众对政治运动的普遍参与和介入，还意味着法律有普遍适用的性质，政治职位的轮换应该反映其所作所为的成就水平；二是政治体系的能力。这意味着政治和政府活动的大小、范围和规模，以及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效能和效率；三是分化和专业化。〔14〕受阿尔蒙德的影响，用几个固定指标来界定政治发展的方式很普遍。
　　西方学者在界定政治发展时，暗含了许多共同之处：一是评价是否“发展”的参照系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特征，可以说，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色彩；第二，政治发展是一个被许多指标测量的，与民主、参与紧密联系的概念；第三，政治发展往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衍生物，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因变量”。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