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研究很快吸引了社会学家的眼球。在政治社会学界，作为发展主义的标签性人物，李普塞特的观点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他认为政治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社会条件包括“经济发展”和“合法性”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李普塞特的命题是：经济发展带来民主，这也构成了经典发展主义的共识。
　　李普塞特认为，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下的公民相对较少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和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李普塞特使用了各种经济发展指数——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欧洲和拉美已经被分类为有不同程度民主的国家，计算了各种指数的平均值。
　　首先，李普塞特对欧洲国家、英语系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了稳定的民主与不稳固民主/独裁的分类。 其次，李普塞特以系列指标来量化处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程度之间的关联。
　　李普塞特的指标包括：财富指数、工业化指数、城市化指数和教育指数。每个指数下面又具体有测量的指标。比如，财富指数就量化为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多少人拥有一辆汽车、几千人拥有一名医生，和每千人拥有的收音机、电话和报刊书籍。毋庸赘列，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数据反映的趋势和规律是一致的，即比较民主的国家，在财富、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上都比较高。
　　至于教育指数，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李普塞特意识到，德国和法国属于欧洲教育最好的行列，但仅靠国民教育水准本身，并没有使它们的民主得到稳定。因此李普塞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他认为教育多半可以开阔人的视野，使他能理解宽容准则的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提高他在选举时作出合理选择的能力。舆论机构向不同国家的民众提问，问他们对于反对派的看法、对少数民族或种族的态度、对多党制与一党制的感受，结果证明，一个人教育水平越高，他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他的结论是，教育既比收入重要，也比职业重要。他同时引用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致构成了一种与民主有政治关联的主要因素。”〔3〕
　　至于民主的另一个社会条件——合法性问题，学界关注不多。李普塞特用“效率（Efficiency）”和“效能（Effectiveness）”两个词分别用以评价现代化进程和政治系统。前者是指经济发展速度和现代化进程；后者则包括一个高效的官僚系统和决策机制以应对各种问题。他认为，一个民主社会是否能稳定发展，不仅取决于它的现代化效率，还取决于政治系统的效能和合法性。而效能是一个工具性的概念，合法性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价值性的概念。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主要有两种：第一，主要的保守组织机构的处境在结构变革时期受到威胁；第二，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系统。〔4〕李普塞特认为，与合法性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社会处理分歧的能力和方式，而这也直接威胁到民主的巩固。西方在现代国家建设上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教会或各种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第二，承认下层阶级，特别是工人，经由普遍的选举权和集体交涉权充分享有政治经济上的“公民身份”；第三，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存在持续不断的斗争。我们注意到，这几个关于分歧的危机，正吻合了现代国家建构中的认同危机、参与危机和分配危机，处理这些危机，更为民主的巩固提供了最起码的条件。
我们发现，李普塞特虽然也对政治系统的效能、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但他的最重要论断仍是“经济发展—民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之间的媒介就是“政治人”，亦即“经济发展—政治人—民主”。李普塞特的研究路径基本沿着“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路径。政治社会学关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是民主的温床，因此李普塞特关于民主的有利条件的探讨，最终总要落脚在“政治人宽容、妥协的态度”上，对于效能、合法性的讨论也是为了探讨什么样的条件有利于培育人与人之间宽容、妥协的态度。李普塞特的观点最鲜明地代表了经典发展主义的核心内容。经济发展与民主的相伴相生关系在早期经典发展主义这里是毋庸置疑的。
　　
　　二、发展主义研究的范式化：结构-功能主义
　　
　　如果说李普塞特提出了发展主义的经典命题，那么，阿尔蒙德则将发展主义研究范式化，主导了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20年之久。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试图建立一套抽象的理论模型，用一系列普世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所有国家的政治现象。1960年，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中，阿尔蒙德与科尔曼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结构-功能理论。而鉴于学术界的批评，在1978年与鲍威尔合作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阿尔蒙德在坚持了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的同时，又整合进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发展等概念。此书中，阿尔蒙德提出了一些核心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政治体系”。阿尔蒙德用“政治体系”代替旧术语如国家、政府、民族，等等。“体系是指各部分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以及体系同环境之间的某种界限。”〔5〕与此相关的概念是“环境”。而体系与环境相互作用分为三个阶段：输入、转换和输出。因此，结构-功能主义建立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基础之上。
　　第二组重要的概念是“结构和文化”。结构是由各种相互关联而又相互作用的角色组成的；角色的组合就是结构。而文化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结构和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与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观息息相关。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的两个重要指标是政治文化世俗化和政治结构分化——“一个结构上分化、文化上世俗化的政治体系，将日益增强其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6〕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