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典型特征）是民主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可能会催生并有利于市场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单单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必然会迈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典型特征）是民主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可能会催生并有利于市场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单单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必然会迈向民主化。市场经济无法单独构成民主的社会条件。这个判断可以得到经验支撑，毕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借鉴资本主义的经营、生产、运作方式，而政治体系却仍然保留了权威的传统，比如拉美国家。Waisman试图解释为什么拉美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像它的美国邻居一样为它带来民主。他的结论是，拉美国家的私有产权还远远不够催生民主。他仍然秉持了发展主义的模式化思维，认为国家限制市场的地方，会阻止自由流通，会导致自给自足，也从而催生威权主义。因此，自由市场需要民主，需要削弱国家权力，反之亦然，民主也需要市场经济。他的思路是：市场不足—限制竞争—威权主义，我们可以看出是经济决定政治的思路。然而，这样的解释仍旧深陷在发展主义的刻板思维方式中，将市场经济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必然决定的简单逻辑。
李普塞特对于贫穷和民主之间的负相关深表忧虑。他认为，贫穷国家往往强调特殊主义和人际关系。在这些国家里，国家掌握大量资源，法制不行，民主难成。在李普塞特看来，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最好的办法来削弱人情网络，市场的力量越强大，精英们向国家寻租的空间就越小。我们可以读出李普塞特思想背后鲜明的自由主义意味，仍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的经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思维，认为国家对市场和社会插手越少越好。这种线性思维反映了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即以西方（尤其美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为样板，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限制政府之恶、实现民主之善的必要手段。李普塞特对于经济与民主之间的关联的认识，仍然继承了经典发展主义的线性思维，坚信“发展—民主”的万能公式，并且以西方（尤其美国）的多元主义、市场经济、代议民主为终极模板。
除了讨论民主产生的条件之外，李普塞特还花大量笔墨探讨民主的制度化问题。这里他提出的一个关键词是“合法性”问题。他说，“新的民主政体需要被制度化、巩固，还要变得合法。”民主转型之后，并非一劳永逸了，摆在这些新兴民主国家面前的问题还有很多。有几个变量影响着民主的巩固：行政选举制度、市民社会与政党、法治与经济秩序。这几个变量往往通过影响合法性进一步影响民主的巩固。他一一论述了这些变量对于民主的影响。
通观这篇新发展主义的代表作，我们发现，李普塞特笔下修正了的发展主义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仍旧坚持了经典发展主义的西方中心论主义，以“结构-功能”范式做指导，以西方发达社会的政治特征作为评判后发国家的准绳。比如，对于市民社会，李普塞特倍加关注，认为这个因素比选举制度更重要，作为“中间机制”，包括团体、媒体、人际网络，可以与国家抗衡。40年前，李普塞特的文章就集中在市民社会上，认为如果个人是原子化的并无法组织起来，就无法抵抗国家对社会的侵吞。而公民团体需要成为制度化的政党的基础。李普塞特指出，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很大一个差别就在于有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有没有多元化的公民团体。再比如，对于政党支持，李普塞特认为社会分化、冲突可以形成稳定的政党支持的社会基础，而稳定的竞争性政党体制才有利于民主的巩固，他举例说，印度的民主巩固与其基于种姓、语言和宗教分化的稳定的政党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这些观点都体现了他强烈的西方中心论主义，他是以西方现成的政治特征来比照后发国家的，认为西方拥有了多元市民社会、竞争性政党体制、发达的选举制度……于是后发国家也应当具备这些特征，具备这些“原料”，才能享受民主的“盛宴”。这种思路其实沿袭了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范式，认为功能分化导致结构分化是普世的选择。另一方面，李普塞特特别强调分裂、冲突是政党支持的源泉，而没有意识到，民主的前提是“国家性”，没有国家认同，族群分裂只能带来国家解体和社会撕裂，如前苏联和台湾地区。同样，基于阶级不平等而导致的利益冲突，结果，如泰国，也是社会的对立和分裂，而不是利益冲突下的社会共识。
第二，仍然坚持了经典发展主义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手挽手”向前发展的乐观态度，认为政治发展需要一些社会经济条件，发展是一定的。尽管李普塞特对于第三波的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制度化问题有非常高的警惕，但他同亨廷顿的“政治衰朽”的悲观心态截然不同，仍然坚信政治发展的美好前景。
第三，以上两点是李普塞特的新发展主义与经典发展主义一脉相承之处，不过之所以谓之“新”，也有其更新完善之处。我们认为，他借鉴了旧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很多成分，比如，借鉴了旧制度主义对于“政治因素”、对制度的重视，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的思维方式：历史无效性、路径依赖、制度分层，等等。
2.发展—制度安排—民主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和John D. Stephens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是新发展主义的代表作。本书的研究议题仍是发展主义的核心问题——阻碍或有利于民主的条件。
在进入本书之前，简单评述一下与这个命题有关的亨廷顿的《第三波》。鉴于民主化的第三波，曾给发展主义致命一击的亨廷顿，似乎也成为发展主义者了。对中产阶级力量的强调，是亨廷顿“新发展主义”的鲜明特色。他认为，经济发展使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口由商人、专业人士、店主、教师、公务员、经理、技术人员、文秘人员和售货员组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经济成长的产物。在早期阶段，中产阶级未必赞同民主的力量；不过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农村的激进运动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已经不断下降，而且城市中产阶级在规模上的增加可以同工业无产阶级相匹敌。民主对中产阶级构成的潜在威胁也就下降了。而这些集团也日益相信他们有能力通过选举来促进他们的利益。亨廷顿认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波兰除外）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来自城市中产阶级。”〔19〕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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