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邪?无邪?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
　　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无矣。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郭象作了一番认真地追问后，认为“无”和“有”均不是事物的本原、本体，事物的真正本体就是事物的自然、自生、自为、自尔，郭象称此为“独化”。“独化”的表面意思是事物的独立存在及其发展变化。但这个范畴却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它自身是“有”和“无”的有机统一，即“有—无”性。这个“有—无”性就是“独化”的内在结构。有“有”性，事物就有，就在，就有其“独”的状态和规定；但事物绝不能仅有“有”性，即不能一有到底，因为这样的话事物就永远不变，这显然是个死东西，世上是没有这种东西的，所以当事物有“有”性的同时它又有一种“无”性。有“无”性，事物就能无和要无，要由存在向非存在转化，这就是事物“化”的状态和规定；但事物又不能仅有“无”性，即不能一无到底，因为如此一来事物就会变成虚无，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事物有“无”性时它又同时有“有”性。这样，整个宇宙以及宇宙中的每一事物在存在本性、本质上都是“有—无”性的，这就叫“独化”。郭象的“独化”论逻辑地完成和终结了魏晋玄学关于宇宙本体论的理论建构任务。
　　至隋唐，中国化的佛学形成，且代表了当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发展的时代水平。隋唐佛学有代表性的是四宗：天台宗、唯识(法相)宗、华严宗、禅宗。这四宗都对心性问题作了探讨，且四宗的出现和形成正好表现了隋唐佛学之心性本体论建设的逻辑进程。天台宗认为“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心”怎么作“法”呢?它讲“一念三千”、“一心三观”。但它不论怎么讲“心”，当讲“心”时总要将“心”一分为二：有一个正在讲“心”的心，这是活的心；还有一个被讲论的“心”，这是放在活心面前的死“心”。讲来讲去，讲出的一大堆“心”均是死的，那个讲“心”的活心总未闪面，这就是一个矛盾。唯识(法相)宗讲“识”，主张“万法唯识”、“心外无法”。它将“识”分为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识八种。特别是第八“阿赖耶识”是前七识的依据，它里面储藏着前七识的种子，所以又称为“藏识”或“种子识”。这样一来，第八识自身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识”呢?如果它是纯粹的自身，那么它就不会与前七识发生关系；如果能与前七识发生关系，那么它就不是纯粹自身。很明显，这是将天台宗那里的主体心与对象“心”(即活心与死“心”)的外在矛盾表现在了“识”自身中，使“心”的二重化的矛盾更突出了。华严宗讲“四法界”，宗密在《法界观门注》中说：“总该万有，即是一心；然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这四种“法界”就是“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特别在讲“理事无碍法界”时讲到了“理”与“事”的关系，即“理一分殊”性，《法界观门》说：“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纤尘，皆摄无边真理，无不圆足”。这是将主体心与对象“心”的二分矛盾悬置出来而表现在了“理”、“事”关系上，并用“理一分殊”法一定程度地、辩证性地解决了“心”的二重化矛盾。但这个解决仍是“心”的对象性意义上的，即仍是外在的，因为无论怎么讲“心”，总有一个讲“心”之心没有出世，而只要这个主体之心未出世，“心”就永远是二分的，就永远没有抓住自己，心本论也就难以建立起来。禅宗的出现其历史和逻辑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心本论。禅宗讲心，这一点众人皆知。这里所要说的是，禅宗讲心的目的是要引导人真正抓住那个活心。怎么抓?这就是它讲的“悟”。惠能这样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这是对“悟”的一种说明。究竟怎样“悟”?这就是“顿悟”，这里的关键是对“时间”的契悟，即在瞬刻达到永恒；这实际上就是“心”的“显”“象”，使“心”在对象心与自我心的缘发构成时机中自我显现、现象、开显之，这就是“心”的“独化”，就是心本体。中国佛学的心性本体论至禅宗处被建构完成了。
　　魏晋玄学建立了宇宙本体论，隋唐佛学建立了心性本体论。接下来的思想任务就是将宇宙本体与心性本体统一起来建构一个“天人合一”的本体论，这就是宋明理学的任务。理学家们有意识地寻求天与人的统一。例如，邵雍在《观物外篇》中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张载认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朱熹则指出：“秦汉以来，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学。言天者，遗人而无用；语人者，不及天而无本……”朱熹的看法可谓道出了自秦汉以来中国传统哲学在本体论问题上的所偏，即或蔽于天而遗人，或蔽于人而遗天；魏晋玄学建构的宇宙本体论则偏于天，而隋唐佛学所建构的心性本体论则偏于人。朱熹等理学家们就是要自觉地究天人而建立一个“天人合一”的本体论。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