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前、后《汉书》的记载，汉人好酒，风气极浓，上层社会，此风尤烈。《汉书》记汉高祖：“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记曹参：“日夜饮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复饮酒，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
　　东汉时期，士人多喜饮酒，或以酒为题著书。《后汉书》记载，大儒郑玄“身长八尺，饮酒一斛”；通《梁丘易》而被称为“说经铿铿杨子行”的杨政“为人嗜酒，不拘小节”；裴骃有《酒警》一篇；孔融“为人嗜酒，不拘小节”。逸民戴良母丧后“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少数民族，此风亦浓，如“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
　　魏晋时期，士人饮酒之风更浓。曹操“对酒当歌”，曹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等，皆可证。其他如满宠“饮酒至一石不乱”（《世说新语》注）；《三国志·吴书》记载吴人郑泉德、酒兼备：“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间居每曰：‘原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覆没饮之，惫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减，随即益之，不亦快乎！’权以为郎中。”
　　由以上资料足以看出，无论是王侯、儒生，还是逸民，都认为酒不乱德、不悖礼法、无害国政，且利于养生与修道。《诗经》称其可“以洽百礼”（《周颂·丰年》），“以介眉寿”（《豳风·七月》），“以祈黄耇”（《大雅·行苇》），等等；《北堂书钞》进一步强调其可“以温妻子”②、“送往劳来”③等。至于有益治国，张协《七命》则称酒：“可以流湎千日，单投川，可使三军告捷。”［19］（P497）
以“酒”为题，最早见于《尚书·酒诰》。刘伶《酒德颂》以“颂”为题，反映了魏晋时期对“酒”的特殊认识。刘勰《文心雕龙》称：“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22］（P156）魏晋时期，“颂”体仍然继承了汉代以前“颂”体的写作规则④，然刘勰认为曹植《皇太子生颂》与陆机《汉高祖功臣颂》“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文心雕龙·颂赞》）。刘伶《酒德颂》，没有这种“褒贬杂居”的情况，显然仍然符合“颂”体的写作规范。“颂”乃《诗经》“四始”之一，有“容告神明”（刘勰语）之功能。刘伶以“颂”写“酒德”，与其道教神仙的身份倒符合。
　　汉代以降，以“酒”为题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少，体裁各异。西汉邹阳与扬雄各有《酒赋》，后曹植拟扬雄而为《酒赋》，西晋张载有《酃酒赋》，东汉孔融有《难魏武帝禁酒书》，东晋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非常有名，庾信有《报赵王赐酒诗》，等等。与“颂”相近的还有“引”（梁朱异《田饮引》）、“诫”（庾阐《断酒诫》）、“启”（刘孝仪《谢晋安王赐宜城酒启》）、“警”（裴骃《酒警》）、“箴”（扬雄、刘惔《酒箴》）、赞（东晋戴逵《酒赞》），等等。
　　秦汉诸子，直至魏晋文人，大多将著书立说作为反映本门、本派或本人学术思想的工具。曹丕《典论·论文》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主要从政治、道德、伦理与历史的角度理解文章的各项功能，还没有文学的主体意识。南朝刘宋时期，雷次宗在鸡笼山讲经学、玄学、史学、文学，才第一次将“文学”从经学与史学的夹缝中剥离出来。魏晋以前的文人及其作品，没有脱离秦汉诸子、经学、史学以及后来玄学、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们的作品，都带有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思想烙印。刘伶《酒德颂》并非是逃避政治迫害的产物，而是对当时神仙道教思想，尤其是对丹道服饵派思想的反映。由此我们想到：我们提倡“大文学史”，这个“大”，并非指的是简单的地域之“大”、时代之“长”、民族之“众”、作家与作品之“多”，而是包含了丰富的时代思想、学术风尚、社会习俗、天道人事等众多内涵的量与质的复合体。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很少有单纯的“为文而文”，而是将“为文”作为一种理想追求与理论阐述的载体。刘伶《酒德颂》，具有一定个案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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