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少华，男，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4-0116-08收稿日期：2011-01-12
　　
　　刘伶，或作刘灵，字伯伦，曹魏时任建威将军。刘伶今传作品唯《酒德颂》一篇。《新唐书·艺文志》录其文集三卷，盖宋后亡。钱大昕曾引刘知几言：“旧《晋史》本无《刘伶》、《毕卓传》，皇家新撰，以补前史之阙。”［1］（P472）这说明《刘伶传》乃唐人所补入。《酒德颂》，见《晋书》刘伶本传与《文选》，其中展现的“大人先生”狂荡不羁、沉湎于酒而傲然世外的个性形象，以及本文蕴涵的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后世文人吟诵的对象。《酒德颂》，将“酒”与“德”联系起来，体现了特定的时代思想与社会生活，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一、刘伶《酒德颂》的三层文学解读及其认识路径
　　
　　严可均先生曾结合《文选》、《晋书》、《艺文类聚》与《世说新语注》等，整理《酒德颂》如下：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瓢，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奉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麹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尔而醉，慌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太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2］（P684）
　　据此，我们一般对“大人先生”的形象可形成三层解读：第一，好酒；第二，借酒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托己保身；第三，折辱缙绅公子，不遵礼法。我们可将这三种解读，作为认识刘伶及其《酒德颂》的三条路径。
　　对刘伶的这三种认识，在历代文人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他以“好酒”这一形象，被写入中国文学史，成为诗歌、散文、戏曲、小说、书画等不同体裁描述的对象。唐以前，刘伶与阮籍、陶渊明一起成为嗜酒、狂放的典型；唐宋以后，刘伶与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人的生活状态，一起成为文人向往的以醉酒而博得恣肆、潇洒生活的人生境界。对刘伶为文、为人的倾慕与赞扬，文、诗、词、曲、画，无不宛然成章。可以这样说，自东晋开始，刘伶及其《酒德颂》的“好酒”形象，已经成为文学、书画等关注的对象。
　　刘伶写作《酒德颂》，与“竹林七贤”嗜酒的共同爱好有关。沈约曾认为，“竹林七贤”之好酒，目的有所不同。嵇康、阮籍之好酒，乃在以酒隐其本性而保身，故他们不爱寂寞、不喜独酌，只好呼朋引伴、把臂成欢。沈约《七贤论》有云：
　　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后成欢。［3］(P1017)
　　从饮酒的境界上来说，沈约也认为他们七人有所差异：
　　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风流器度，不为世匠所骇。
　　《世说新语》、《晋书》等记载七贤饮酒文献不少，然按照沈约的观点，七贤中嵇、阮饮酒是以酒作为“托其迹”之“慢形之具”，刘伶以下五人，只不过是或自觉、或被招参与嵇、阮之会，“徒得其游”以“风流气度”为世人激赏，而“不为世匠所骇”。如果按照沈约的说法，就饮酒境界而言，嵇康、阮籍带有浓厚的政治目的与明哲保身的算计，至多算饮酒者中之“贤人”；山涛、王戎“悦风而至”，可谓酒中“君子”，而刘伶与向秀，一个“酒性既深”，一个“又是饮客”，可为酒中“圣者”。阮咸不独好“朋侣”“成欢”，且与群猪共饮，可谓酒中“豪杰”。①
　　自南朝以降，很多文人多将刘伶及其《酒德颂》视作“避世隐逸、托己保身”。沈约《七贤论》，称阮籍、嵇康饮酒是为了“志存保己”。后人对刘伶的认识，也未尝不是如此。苏轼《放鹤亭记》也称：“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4］（P360-361）“酒”是刘伶等人“全其真而名后世”的道具。但是，如果刘伶撰写《酒德颂》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托己保身”，似乎与后面他对“贵介公子、缙绅处士”的羞辱产生了矛盾。阮籍也纵酒且不遵礼法，但由于他“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又加上有司马昭的特意保护②，故一直没有生命危险，然而刘伶未必在政治与生活上受到如阮籍一样的特殊待遇。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未必真的敢与礼法之士公然对抗，他对“贵介公子，缙绅处士”的申斥，或者另有隐情。
　　其实，《酒德颂》中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并非真正的儒家学者，也不能代表传统的儒家。“缙绅处士”的含义，本身就是指徘徊于儒、道之间，奔走于利禄之门的势利之徒。他们既想当官，又想当隐士，不能算是真正的儒家代表。他们“陈说”的“礼法”，也当然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
　　沈约称阮、嵇二人之外，其余五人“不为世匠所骇”，从反面说明了他们与上层社会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和谐关系。以何晏为首的儒家学者，也参与到谈玄论道之中，他们在个人思想内部，肯定对儒、道有着自己的一套协调与平衡方式。宋人有“庄周之学因于田子方，子方之学因于子夏”之说［5］（P116），黄宗羲有“子夏之徒流而为庄周”、“荀况庄周吴起田子方之徒皆学于孔子而自为偏见”与“庄周不读孔子《鲁论》之书，又安知心斋由于博而后得于约”等说③，这当然是后儒对庄周之学的认识。但在晋代，士人心中对儒、道肯定皆有接受，并且有其不同于后人的思想协调方式。本此，将《酒德颂》简单地理解为明哲保身、托己保身或不遵礼法之作，可能与实情不符。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