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既然在这里引用了庄子、广成子的“目无所见，耳无所闻，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来解释“怀情灭闻见”，显然是认为刘伶确实有修炼神仙的行为。 对于“韬精日沈饮”，李善注：
　　《广雅》曰：“韬，藏也。”贾逵《国语》注曰：“精，明也。”臧荣绪《晋书》曰：“灵常乘鹿车，携一壶酒。”《尚书》曰：“羲和沈湎于酒。”孔安国曰：“沈，谓醉冥也。”《毛诗》曰：“好乐无荒。”郑玄曰：“荒，废乱也。”
　　“韬精”显然与敛气藏精、修炼人元丹有关，而将“饮酒”与“韬精”连用，显然以为二者有内在关联。
　　阮咸也与神仙有关，“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虚觏”，据李善注，与列子思想有关。向秀注《庄子》，自是好神仙。因为道教的养气、炼气思想，就是经庄子由方士处继承、发展而来的。［13］（P362）“探道好渊玄”，李善注：“谓注庄子也。《世说》曰：‘初，注庄子者数十人，莫能究其指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
　　综上，“竹林七贤”中除山涛、王戎二人之外，其余五人皆修炼神仙中的“隐沦”之术。这种仙术，与“竹林七贤”避世竹林的初衷也相吻合。葛洪《抱朴子·杂应》：
　　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数焉。然无益于年命之事，但在人间无故而为此，则致诡怪之声，不足妄行也。可以备兵乱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难也。［15］（P270）
　　“隐沦”之术，既然如葛洪所言，有备“兵乱危急”与可以“免难”的作用，相信此术应该是当时最为盛行的神仙术。“竹林七贤”中，嵇康与刘伶服食丹药、修炼神仙的境界是最高的。这是因为，嵇康生时，即以其言行、气度被时人称为“神”①；刘伶则“盛言无为之化，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他们对神仙、道教的理解，是得到了当时士人的认可的。另外，道教将嵇康列入“尸解仙”，后世又将刘伶视作下八仙的“酒仙”，都说明“竹林七贤”就是以神仙面目出现在民间的。②南朝士人是将“竹林七贤”看做得道升仙的典范来对待的。1961年，在南京的一处南朝墓室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列子》与《孔子家语》对其有记载。荣启期与“竹林七贤”相距近千年，南朝人将二者联系起来，显然寄托了他们对“竹林七贤”得道成仙的美好愿望。
　　山涛、王戎对修炼神仙是否一以贯之，颜延之未说明。那么，颜延之《五君咏》为何将山涛、王戎排除在外？钱舜举《白描五君咏图》称：“颜延年作《五君咏》，乃黜山涛、王戎，以其贵显，有负初志也。”（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三）“有负初志”，指的应是“丹道服饵”一事。丹药和酒制成，同时服饵天元丹既然需要酒来辅佐，服饵者必有好酒量。竹林七贤中，山涛酒量可至八斗，然此时已醉，恐不能为服药、行散之事。③王戎酒量，史书未有记载，但从其他史料推测，其酒量恐不及山涛之辈。④因此，山涛、王戎最后脱离了竹林七贤的神仙，步入仕途，除了利禄之心，应该还有不胜酒力从而无法服食天元丹的挫折。他们二人，丧失了最初修炼丹道的信心。
　　
　　四、刘伶“酒德”观的儒家思想及其文体渊源
　　
　　《说文解字》：“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段玉裁注：“宾主百拜者，酒也。淫酗者，亦酒也。”［21］（P747）酒除了可以作为服食丹药的佐助，还与人性之善恶有关。这应该是儒家思想的看法。刘伶《酒德颂》之“酒德”观，除了道教神仙之学，还有深刻的儒家思想之渊源。
　　王楙《野客丛书》云：
　　皇甫嵩①作《醉乡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为圣，色浊如金而味醇且苦者为贤，色黑而酸醨者为愚，以家醪糯觞醉人者为君子，以家醪黍觞醉人者为中庸，以巷醪麦觞醉人者为小人。
　　其说虽不同，然以酒分圣贤者，其意祖魏人廋语所谓“清者为圣，浊者为贤”之说。然又考之魏人之说，又有所自。邹阳赋曰：“清者为酒，浊者为醨。清者圣明，浊者顽。”仆尝评之，酒之清者为圣可也，若与浊者为贤何哉？当为顽愚。魏人廋语与夫《醉乡日月》，其说有疵，不若邹阳之语为善也。《魏略》以白酒为贤。
　　王楙以为酒分圣贤，源出“魏人廋语”。《三国志》卷二七《魏书》徐邈本传记载：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也。太祖平河朔，召为丞相军谋掾，试守奉高令，入为东曹议令史。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
　　王楙提出的“酒之清者为圣可也，若与浊者为贤何哉？”这个疑问，其实还是与魏晋神仙有关。酒之清浊，皆可入药，故有圣、贤之分。从汉魏人对酒的评价上，可见“酒”在汉魏人生活中地位甚高。但是，士人好酒，并非皆为神仙之故。儒家也确实有“圣贤能酒”的说法，刘伶“酒德”观除了神仙思想，应该还有更早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
　　中国士人好酒，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古人即有“殷尚醴”、“周好酒”之说。战国、秦汉时期，流传着圣人好酒、能酒的传闻。如《孔丛子》有“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十榼”之说，王充《论衡·语增篇》也有此谚语记载，说明此传闻在汉代或久有流传。宋咸注称：“觚，饮器，受三升。”百觚即为九百升。孔子饮酒百觚，确实不太可能。然王充云：“圣人之德盛，能以德将酒。”可知“酒”与圣人之德有某种联系，或者说圣人之“德”足以盛“酒”，而“酒”足能养圣人之“德”。《孔丛子》记载圣人饮酒事不必为真，但该故事体现出来的“圣人能饮”的情结，却成为后世士人行为旷达、思想纵肆的追求，也成为汉魏诸子将酒、德、学与行为方式、学术风格联系起来的思想渊源。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