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酒德颂》与饮酒、服饵之关系
　　
　　在谈刘伶与“饮酒”的关系之前，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酒德颂》中的“大人先生”，是刘伶自称还是另有其人？第二，《世说新语》称刘伶著《酒德颂》乃“意气所寄”［6］（P173），这个“意气”指的是什么？
　　元刘祁《归潜志》卷八：“伯伦《酒德颂》有‘大人先生’，是寓言。后‘闻吾风声’，‘吾’ 当作‘其’。”如此说来，《酒德颂》或者即如刘祁所言，“大人先生”乃寓言，非实指。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酒德颂》中的“大人先生”与刘伶等同起来。
　　何为 “大人”或“大人先生”？“大人”，早见于《周易》“乾”卦“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高亨认为，《易经》所有“大人”，都指王侯贵族［7］（P57）。王肃解释为“圣人在为之目”；孔颖达疏：“利见大人，以人事托之。言龙见在田之时，犹似圣人久潜稍出，虽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众庶，利见九二之大人，故先儒云：若夫子教于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称大人。案《文言》云：‘九二德博而化’。又云：‘君德也。’王辅嗣注云：‘虽非君位，君之德也。’是九二有人君之德，所以称大人也。”［8］（P13）据此可知，孔颖达等皆将“大人”解作“圣人”。圣人，不唯儒家独有，道家亦有此称呼。庄子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即此。
　秦汉以后，仙道流行，为与儒家“圣人”相别，仙家称其道行高深者为“大人”。《史记》司马相如《大人赋》，各家注解“大人”不同。《史记索隐》称：“张揖云：‘喻天子。’向秀云：‘圣人在位，谓之大人。’张华云：‘相如作远游之体，以大人赋之也。’”颜师古注《汉书》称：“大人，以谕天子也。”这里，将“大人”解作“天子”实不通；解作“圣人”，乃儒家之辞；张华之解释，最近事实。今人有的将其解作“志行高尚之人”［9］（P173），恐不确切。此“大人”，应该泛指仙家中的高人。即如汉赋“乌有先生”之类，非实指。刘伶《酒德颂》中的“大人先生”，用法即取自司马相如之“大人”。
　　“先生”，《仪礼注疏》卷一《士冠礼》郑玄注：“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卷五《乡射礼》郑玄注：“乡先生，乡大夫致仕者也，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 孔颖达疏：“注释曰：云‘乡大夫致仕者也’者，此即《乡饮酒》注云：‘先生，谓乡中致仕者。’云‘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大德行，谓六德、六行，可贡而不仕者，此即居士锦带，亦曰处士。”“乡先生”，应即乡中隐者。
　　“先生”本来也是儒家、道家皆可使用的词汇。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皆将“先生”作为对君子的尊称。为与儒家相别，仙家将“大人”、“先生”合称，故自魏晋以来的道家，皆以“大人先生”称操行高洁、真心修道者。如宋晁逈《昭德新编》卷上，“愚闻古有大人先生，天真之心诚而明，天和之气虚而清，混而为一，莫之与京。愚当思古，自明而诚。”但是，后来儒家与释家也借用了这个称呼。
　　落实在刘伶《酒德颂》中的“大人先生”，应指真心修道的得道高人。刘伶好神仙，其《酒德颂》当与神仙修炼有关。阮籍《大人先生传》称“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也是指的道家高人，与司马相如《大人赋》“大人”一脉相承。
　　这种“大人先生”，一心追求长生久视、不问俗事，与一心追求利禄或者以长生、隐逸为借口真心追求利禄的假隐士，即刘伶所言“贵介公子，缙绅处士”，形成鲜明对比。应该说，这种人所“陈说礼法”，恐非儒家真意，而实际上是利禄之说。本此，刘伶之“大人先生”，反对的非儒家礼法，而是假隐士、伪道学所持的陋俗之见。这一点，与阮籍《大人先生传》的观点是一致的。
　　从《酒德颂》看，刘伶除了“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与“礼法”等称呼，并没有出现与儒家礼法尖锐对抗的言辞。因此，刘伶《酒德颂》并非托己保身、不遵礼法之作，而是借书写饮酒反映道教神仙生活的作品，是一篇与道教思想密切相关的文章。唐王绩《祭杜康新庙文》称：“眷兹《酒德》，可以全身。杜明塞智，蒙垢受尘。阮籍遂性，刘伶保真。以此避世，于今几人。”［10］（P1329）道出了阮籍、刘伶与道教全性、保真、养气的关系。这也就是《世说新语》所说的《酒德颂》的“意气”。这种“意气”，一方面指作者胸怀之意趣与气度［6］（P355）；另一方面，“意气”之“气”，还指道教养气、炼气之“气”。
　　魏晋人好神仙者多好酒。他们或将酒作为炼制丹药的作料，或将酒作为修仙之途，如辟谷、隐沦①、长生、不死等，皆借助酒来实现。《北堂书钞》引《神仙传》、《异苑》、《十洲记》等记载酒的功能：有“饮之不竭”、“饮之不饥”、“饮之长生”等说，而酒还可以“策勋饮至，降神合人”。②
　　魏晋人好酒与神仙有关，是因为饮酒一般被认为是与服食五石散（寒食散）相伴而行的一种社会风气。魏晋风度的一个特征，就是药、酒不分家。嵇康好酒，更好服药，《晋书》称他“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康尝采药游山泽”，沈约《七贤论》也称他“故始以饵术黄精，终于假涂托化”。“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一般认为，他们二人是魏晋时期服药与饮酒不同派别的代表。然而，“竹林七贤”，就是因“酒”而集中在一起的一个群体。沈约的“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后成欢”，就点出了“竹林七贤”相聚一起的中介就是“酒”。所以，他们未必在服药与饮酒方面区分得那么清楚。他们对饮酒与服药，很多时候可能是皆有所好。李国文先生称当时“就在社会上产生出一批所谓的名士，或过度饮酒，终月不醒，或装痴作狂，全无心肝，或赤身裸体，满街横卧，或长啸狂歌，凡人不理……于是，在名士们竞相比赛地放浪形骸之下，社会风气也日益随之败坏”［11］（P59）。问题是，魏晋人的药与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服药者，多好饮酒，反之亦然。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