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第三厅的暗探和分裂派的联络员遍布俄国大地，在相互玩捉迷藏。当时官方牧师也兼有警察功能，负责定期向上汇报所辖区域民众的思想动向以及居民中与分裂派、革命者联络的情况；而分裂派则以走街串巷的乞丐、木匠、银匠、货郎、云游四方的游方僧、朝拜者、土地测量员等作为联络员，他们经常向革命者提供情报和帮助，分裂教徒的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壮大了革命队伍的力量。由于国内的迫害，分裂派在土耳其、波兰、芬兰境内都有分布，19世纪末革命者都曾经联络过他们共同进行反对俄国现政权的斗争，他们相信“分裂派可以成为革命的可靠同盟者”[54]。难怪别尔嘉耶夫说：“分裂派的这种内在的抗争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55]1905年革命爆发后，哲学家费多托夫说：终于在“200年以后，两指划十字的殉教圣徒得到了社会主义的殉教圣徒的响应”[56]。
　　别尔嘉耶夫说：“俄国解放运动以宗教为开端是不无用意的，无怪乎象诺维科夫、卡拉辛、恰达耶夫，像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共济会会员、马丁派神秘教徒以及其他神秘主义者那样的人物与12月党人保持内在的最紧密的联系。”[57]这些都与分裂运动不无关系。1762年贵族解放以后，很多追求精神世界的贵族都与分裂教徒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分裂运动有某种浪漫的东西，因而它强烈地吸引了俄罗斯的浪漫主义和颓废派”[58]。托尔斯泰也与分裂教派中的某个支系有密切的关系，他曾把小说《复活》的三万卢布稿费捐给分裂派的一个组织。贵族们组织各种类似“分裂派式的精神公社”，去模仿“人民原始主义”，他们特别向往参加到这种神秘的团体中去，别尔嘉耶夫说，“我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不可抑制地想参加共济会”[59]，想去了解民众中的神秘团体，“每逢星期日，在靠近弗罗尔教堂和拉夫尔教堂的莫斯科小酒馆中对不同教派分子之间的人民宗教的讨论”进行考察，他说：“我喜欢古代教会祈祷的美丽、没有教权主义和等级制度的权威崇拜、没有被弄得混浊和歪曲了的原初的宗教体验。”[60]“这是民族宗教生活的另一宗样子，从东正教的顶峰神秘地深入了解我们教派的分裂化和分裂派的其他方面。”[61]
　　
　　分裂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分裂运动是俄国前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分野，它直接导致了俄罗斯历史两重性的产生，使“分裂成为俄罗斯的特征”[62]，它导致了民间与官方的对立、政府与国民的分裂、亲西方的上层和俄罗斯本位的下层的鸿沟凸显。一直到19世纪民粹派运动之前，分裂派都是俄国最大的反抗最高政权的社会群体。分裂运动具有两重性：宗教性和激进性，分裂运动的右翼着重体现它的“宗教性”，其左翼意义在于它的非教徒的否定理论，所以俄国各种思想潮流似乎都可以从分裂运动中找到源头。自从有了分裂派就揭开了俄国批判时代的开端，从此就有了俄国的反对派运动，后来俄国18世纪的反教会潮流，19世纪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民粹主义以及20世纪的革命运动似乎可以从这独特的源泉中看出它的发展脉络。别尔嘉耶夫认为，分裂运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追求“在我们优秀的知识分子生活中，也能反映出来”[63]。
　　因此我把“分裂运动”称为是“知识分子前史”，它本身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没有人把它与知识分子联系起来，但无疑它是俄国知识分子了解社会的第一个巨大动力，是来自民间的最好的政治教育，人数众多的反对派群体二百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形成、特点、思维方式、行动准则都打上了明显的烙印，甚至可以说不了解分裂运动就不了解俄国思想史，不了解俄国知识分子史，毫不夸张地说，分裂运动是解开俄国思想史的一把钥匙。19世纪的俄国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说：“分裂运动虽然极不完善，也不正确，但却是一种特殊的人民自我教育机关。”[64]
　　由于官方的东正教坚持其来源正统性，才有了民间草根的宗教旧教运动。在这样一个强大反对派对官方宗教一举一动的窥视下，以标榜恪守一千年前来自希腊“最正统”的官方东正教不敢做任何改进，不敢革新，不敢僭越，不敢与时俱进，这种“钙化的东正教”和“隐藏在假面具下的教会”，在俄国的有识之士看来就是“伪教会”[65]。它是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的，因为官方宗教“缺乏精神性的心理追求”“形成上层领域里严重地凝固化”，以至于使俄国哲学缺失、宗教缺失，缺乏解决现实的思想困惑的深层建构。所以从另一角度讲俄国可以说是没有宗教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凡是追求精神世界的贵族思想家，都会有先文学，再哲学，最后落脚到宗教上的三部曲递进。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可夫到帕斯捷尔纳克，凡是有深刻思想性的俄罗斯作家描写的主人公大多沉湎于精神世界，追求上帝，寻求精神家园，就个人和社会命运在苦苦思索、受苦受难，将痛苦寻求精神再生视为思想升华的最重要尺度，在经历了灵魂激荡之后，都从宗教中感悟人生。费多托夫说，“我们面临的是几百年不饱的宗教饥饿所造成的疯狂”，只有寻找新的宗教“建立新的宗教”，才能使这种疯癫的狂热稳定下来，使它成为“恒长的固有的情感”[66]。
　　19世纪40年代崛起的以恢复传统为目标的“斯拉夫派”就自视为分裂派思想的传人，他们认为，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处在完美的和谐状态，由于彼得改革移植了欧洲的制度，从而割断了俄罗斯民族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唯有俄国农民质朴的精神才能对抗现代的喧嚣，所以俄国应该恢复到彼得改革以前的状态去。这些理论完全是从分裂派的“美好的古风时代”中汲取资源的。20世纪初贵族知识分子“路标派”就是在经历了“狂热的虚无主义”、偏执、否定和革命之后，“克服了60年代平民激进主义”的影响，寻找回归宗教之路。他们为了纠正“非宗教的叛逆性”和“精神饥渴”，实现“精神上的再生”，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与弗兰克等一头扎进了东正教经卷之中，从“俄罗斯人民心灵之根”即神秘主义的东正教哲学中寻求一场克服俄罗斯人价值危机的“精神革命”，其目的也是为了完成分裂派和19世纪文学“黄金时代”对抗世俗世界、重塑俄罗斯精神的夙愿。俄罗斯在每个阶段都会寻找一个像分裂派长老一样的先知人物引领精神生活，起到“解困”和启示的作用。俄罗斯媒体就把不久前去世的索尔仁尼琴称为俄罗斯文化中的“大主教”和“当代的阿瓦库姆”[67]。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