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诺夫哥罗德也是俄罗斯文化的发祥地。在16-17世纪诺夫哥罗德一直向莫斯科源源不断地提供图书，早期优秀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大部分都是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抄本，从诺夫哥罗德的修道院作品中流传下来的关心“小人物”的价值主体后来成了俄国文学坚强的精神基础。莫斯科国家图书馆大多数古老的羊皮纸手写图书都来自于上述两地。这两地已被公认是古昔的代表，是古俄罗斯文化和文字的保存者。蒙古—鞑靼入侵和占领使东北罗斯（莫斯科）丢掉了欧洲文化并变成东方专制国家，多亏还有诺夫哥罗德这个火种点燃起俄罗斯文化的复兴。“诺夫哥罗德光荣的过去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仍在起作用”。“多亏了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罗斯才得以成为欧洲和东方之间的壁垒，不仅是军事上的壁垒，而且是文化上的壁垒，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征” [12]。诺夫哥罗德反抗强权的精神并不能随着统一步伐而被抹煞。
　　
　　分裂运动与俄国的移民文化
　　
　　一般来讲，16世纪在农奴化过程中逃亡的哥萨克基本上也是旧教的信仰者，他们主要是向黑海沿岸草原地带和德聂伯河流域逃亡，那里人口逐渐饱和以后，17世纪更大规模的分裂派便向北方和西伯利亚逃亡。西伯利亚是俄国农民的天下。由于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居高临下的权威意识淡漠，除了冒险的哥萨克、流放犯和分裂教徒外，严酷的自然条件对贵族缺乏吸引力，所以西伯利亚既避免了贵族化，同时也避免了农奴化[13]，自然也就避免了宗教的排他性一元化。西伯利亚由于教堂遥远，民众的头脑比俄国中心地带更容易摆脱权威的影响。他们对官方宗教是冷淡的，那里始终保持着原始自然崇拜的蒙昧状态和多元化的宗教成分，所以非东正教徒的人口分布除北部地区以外的另一个典型就是西伯利亚，那里“包含着前宗教的自然主义、个性宗教和自由宗教的因素”[14]。边远地区的人们对沙皇派来的牧师说：“森林里有白桦、高大的松柏和云杉、还有矮小的香松，上帝同样允许他们生长，没有命令香松变成松柏，我们应该像树林一样相安无事，你们可以是白桦，我们照旧是香松，我们不妨碍你们，我们为皇上祈福，缴税纳捐，服兵役，可是不能背叛我们的神。”[15]那里的异端思想充满了对为富不仁的社会和教会上层的谴责，因此成为分裂派教徒的安身之地。久而久之，甚至导致了分裂教派的民族认同模糊。1950年，苏联在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搞民族调查，一些分裂派教徒对自己的民族归属不知该如何确定，总是反复强调他们不属于任何民族，而是属于“信仰上帝的族群”[16]。
 

 

分裂派认为邪恶的力量控制着俄国的国家和教会，沙皇政府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于是他们掀起“不合作”运动，号召旧教徒们不参加人口统计、不上税、不领官方颁发的身份证、逃离官方宗教控制的地区，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由官方的神职人员组织的教会，“不再是教会，而是魔鬼的会堂”，真正信仰宗教的人必须“逃离世间，绝不与敌基督分子妥协”“到荒野中去，与其以上税、登记及任何方式屈从于政府的要求，还不如甘受自然残酷的灭绝”[17]。其中的极端派有一个叫西奥多修斯的人呼吁：“逃入荒野去拯救你自己吧，如果你被官方逮捕，你就自焚或者饿死，那么你将获得殉道者的荣誉。”18世纪分裂派中用“自杀与火的洗礼”  来“赎罪”的方式在信徒中一度十分流行，他们为了从该诅咒的统治者手中拯救孩子，往往是先杀死孩子，然后集体自焚，其他一些人则逃到荒野，宁愿死于饥饿与寒冷。估计有两万名旧教徒用这样的方式毁灭了自己，另数千人死于官方之手[18]。
　　在俄国，农奴制确立与宗教迫害二者本来就是合一的，逃亡和被放逐的历史贯穿了俄国农民成长历程，他们把尘世生活压缩成肩膀上一个小小的背包，无家可归地在俄罗斯大地上漂泊。17世纪下半叶，由于农民逃亡的浪潮越来越高，莫斯科农村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种几何级数的荒芜过程”[19]，大量的游民千方百计地躲避宗教迫害和逃避被纳入“赋役人口统计”，逃亡者成千上万地奔向乌拉尔（当时叫“雅依克”）、顿河、西伯利亚和北方冻土地带，造成了俄国经济凋敝、劳动力匮乏。1710年莫斯科的人口比17世纪70-80年代减少了20%[20]。一直到20世纪前，在农民中一直流传着这样的神话：只有在遥远的地方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和自由[21]。农民对过去“古风时代”的怀念是大规模移民产生的重要前提，他们把移居地理想化，希望在那里告别罪恶的“新风”而开始公道的“古风”生活，到遥远的地方寻找人间天堂的理想途径。叶夫莫米记载下来当时的农民话语：“第一次全国普查时，第一个沙皇查清了所有的人们，并将他们划分为各种不同的级别，这个内容难道不是明显反基督教的吗？统计者将土地、水域、森林分段划界，甚至我也成为他们的遗产，从这些地方要求垂死的人们纳贡……我们过去信仰沙皇、尊敬沙皇，向沙皇缴纳所需要的东西，接受沙皇的祝福，现在沙皇却对我们实行掠夺，折磨，置我们于死地。”[22]所以农民们“要求自由地生活，不听从沙皇的命令”，这导致俄国各个等级、“特别是纳税阶层的农奴和服役人员，都不断地在世界上奔跑，这些逃亡者结成各种团体、宗派和伙帮”，俄国的移民运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23]。
　　流亡是分裂派历史的一个必然过程。在边远寒冷的荒野里虽然没有贵族、没有贡税、没有莫斯科的笞杖和彼得堡的精神钳制，对空间上的远方和时间上的未来的向往，使他们离开了那个与之发生冲突的社会而进入一个想象中的理想社会，但是他们必须忍受物质上的匮乏，无人可与之交流思想，在被主流社会遗弃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原有的精神储备，这便造成了逃亡者思想发展的停顿和信息障碍。所以分裂派“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他们没有现在”，现实对他们是陌生的、不确定的和排他的，是他们有意地想要逃避的。逃避将他们推入孤独，推入一个绝对的视角。最大限度体现分裂运动的是“否定现状派”，它积淀的是“一种靠古代生活的遗风得救的经验”[24]，继而形成俄国思想史上“向后看——就是向前进”[25]的奇异理论。分裂派由于长期游离于俄国正常的社会之外，形成了他们对世界、大自然以及社会的一套自己的系统，他们自称为“大自然儿女”，逃离尘世使他们具有了一种类似“后现代”的自然主义的思想。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