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俄国史上许多重大文化乃至政治现象，都与俄国“走入近代”时的宗教改革有关。而在改革时期形成的“分裂派”，可以说是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之母，是近代一系列反对派思想之祖，是多次“革命”与“再革命”的源头活水[1]。
　　而分裂派之所以具有人们预料不到的巨大能量和持久性，能够绵延几个世纪坚持下来，且追随者众多，个中自有缘由，本文拟就此展开辨析。
　　
　　分裂运动与“北方崇拜”
　　
　　首先，对宗教异见人士而言，俄国的地理状况使得他们具有与西欧的宗教反对派不同的生存背景。俄国的大（领土）、冷（气候）、少（人口）三大特点导致的人口的“液态性”（流动性）与历史发展的特征密切相关，是他们得以生存的重要原因。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地理环境构成的“空间条件”[2]和历史发展构成的“时间条件”，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显著。因为西欧不具备大规模国内移民的地理空间，那里的宗教受迫害者主要是通过海外移民寻求新的栖息地，比如英国的新教徒被迫移居北美以逃避宗教迫害。而俄国地域广阔，有条件实行国内逃亡。由于俄国频繁地向外扩张，使疆界迅速延伸，1462年莫斯科罗斯的领土只有40万平方公里，到1867年就达到了近2000万平方公里，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只有3.8人。国土广袤人烟罕至的北方与西伯利亚地区为逃亡的人口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地方政府为开发边疆，既鼓励农民合法向边疆迁移，也对其他非法逃亡者予以默许。例如18世纪80年代新俄罗斯总督格·阿·波捷姆金置国家不得隐匿逃亡者的法令于不顾，为增加劳动人手，屡次通过地方决议收留所有的逃亡者，包括分裂教徒和逃亡农奴[3]。俄国的北方地区是寒冷地带，森林密布、环境恶劣，俄语“村庄”的意思是“从树林里夺来的地方”[4]，这些地带传统上就不受国家和贵族控制；且俄国有16%的土地在北极圈内，辽阔疆土的鞭长莫及、交通的不便利与寒冷气候使这些冻土地带在俄国的发展中被边缘化了，因此成为分裂派教徒理想的逃亡场所。
　　另外，诺夫哥罗德等俄罗斯北方地区与在蒙古人羽翼下孵化成长的莫斯科罗斯是一种竞争关系，它们在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化过程中一直就与之抗衡，即便在被征服以后也具有离心倾向，因此有接纳分裂派的社会基础。这些地区的宗教民主带有明显的对抗莫斯科的政治倾向，在基辅罗斯以后的公国时期，城邦共和国制度下的“卫彻民主”中产生的宗教多元局面由来已久，在与莫斯科的抗争过程中诺夫哥罗德各种“异教”十分流行，由于诺夫哥罗德的宗教宽容特点突出，并不强制推行东正教化，因此那里非正统教派异常活跃。14世纪中叶产生的“斯特里果尔尼克派”因反对莫斯科的苛捐杂税和正教教会强制推行宗教，在百姓中很受欢迎[5]。1471年，居住在诺夫哥罗德城的基辅犹太学者创立皈犹教派，在商人中拥有众多的追随者。还有一些犹太化的教派也表现出很强的自由思想。1508年，基里尔-别洛泽里雅隐修院创始人尼尔·索尔斯基以反对教会拥有土地和“贪财”为号召建立“禁欲派”，在从白海、拉多加湖流域到芬兰湾的北方广大地区的下层民众中有不少的信众。因为诺夫哥罗德与“汉萨同盟”的密切的商业往来，文化界与思想界的“拉丁风格”格外突出。在诺夫哥罗德“人们既不看希腊手抄本，甚至也不看希腊的出版物，但是受基督教拉丁文本《圣经》的影响十分明显”[6]，他们不仅否定正教礼仪，而且否定正教的基本教义。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宗教异端都愿意与西方接近，即便它的东正教也是“简化、具体化、人性化和与现实主义接近，有一种受民间的源泉滋养并对宗教主体最少教会说教的现实主义倾向”[7]。由于抵抗中央集权化的地方分离主义的后遗症长期以来都没有完全克服，“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就与分裂派运动紧密相连”[8]，因此在诺夫哥罗德等北方地区长期都有大量的分裂派团体，那里成为“民间东正教”香火传递的圣地，这更加深了北方地区民主传统的本土土壤。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斯大林模式的确立，历史学界建立起以颂扬、美化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国家统一过程的“格列科夫体系”，依仗蒙古人势力强大起来的莫斯科罗斯的中央集权化进程成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凡是对莫斯科的抵抗力量一律被视为反动与消极方面加以批判和贬低。其实，如利哈乔夫所说的，在对抗莫斯科罗斯的过程中“也有积极的一面”[9]。比如诺夫哥罗德的“城邦民主特征”的“古典商品经济传统”就是重要的“北方资源”。这个“北方”并不完全是一种地理概念，而是一种历史和文化概念。一般人一提北方，想到的是北冰洋刺骨的寒风，其实“北方”这个概念在俄国史上意味着古典、个性，意味着开放，意味着逆潮流而上，意味着更欧洲，意味着活跃的非官方生活。
　　在俄国的民主斗争史上一直就有“北方崇拜”的情结，在俄国甚至有“民主的北方”之说。诺夫哥罗德可以说是罗斯古典时期的缩影，是中央集权的蒙古化东方专制的主要敌对象征，也是贵族与市民结合抵抗王权的典范。诺夫哥罗德是在古代国际商道“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过境基础上形成的自立城市（своеземские горда），它的自由选王制、贵族与自由民的契约关系和城市“卫彻”（вече——公民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政权形式，都与统一了整个俄罗斯的莫斯科公国完全不同[10]。诺夫哥罗德在民主人士眼里是革命圣地，是民主对抗专制、西方对抗东方的源泉。诺夫哥罗德是十二月党人革命思想中美好的象征，为此“南方协会”的佩斯捷尔专门进行过诺夫哥罗德历史研究，在十二月党人的纲领上把“恢复诺夫哥罗德的民主制”作为公开的口号提出来，佩斯捷尔把自己草拟的宪法草案称为《俄罗斯法典》就是为了纪念古代基辅罗斯的立法文献，表示即将来到的革命与历史传统上诺夫哥罗德的共和制是有继承关系的。莱蒙托夫等人也为诺夫哥罗德的卫彻写下赞美的诗篇。拉吉舍夫也说：“诺夫哥罗德拥有人民政权……人民在自己的卫彻大会上是真正的主人。”[11]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