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派的反抗结果是它延缓了俄国现代化的进程，使俄国与西欧的宗教改革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结局。欧洲的宗教改革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积累，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成长，而俄国在宗教改革中获利的是沙皇与其专制政权；在西欧对政权不满的人，要么主要集中在城市里成为市民阶层，要么去开辟“新大陆”，而在俄国他们只能到荒野里去拯救自己的灵魂，这种移民策略减缓了俄国城市化的步伐与现代化过程。分裂派宣言中说：“活着的人在城里不能拯救灵魂。”[26]
　　与西欧相比，俄国商人阶层的成长也是极其缓慢的。由于俄国城市等级的严重依附性，城市的管理机关受到政府的严重压迫和控制，“自治范围被减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27]，分裂教徒在城市也没有容身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旧事物在俄国无论在社会关系方面或是在思想方面都比西方先进国家无比活跃的秘密”。在俄国压迫越严重、精力最充沛的人员越是有逃亡到“美丽草原”和“理想冻土地带”的诱惑，他们在那里无论是集结为哥萨克还是建立起分裂派的隐修院，都是要以“崇古”的方式实现其理想。他们既然奔向边疆，便没有理由考虑改善那种压迫他们的社会制度的手段，自从普加乔夫起义失败以后，哥萨克上层被招安收编，俄国再没有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形成了既然有压迫就应该“分散开来”“逃亡出去”的俄国前近代农民反抗运动的一大特色。
　　
　　分裂运动与俄国农民战争的关系
　　
　　以往我们只知道，在西欧民间宗教或宗教异端被农民作为斗争的旗帜比较普遍，如德国农民战争与胡斯运动都是以宗教作为精神资源的；而对俄国农民运动中民间宗教所扮演的角色知之甚少，因为过去五种社会形态的研究模式总是把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因素列为主要原因。苏联史学认为，分裂运动只不过是一个以“旧教”和“迷恋细节”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宗教运动，它无法与反抗农奴制与沙皇专制的政治运动相提并论，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农奴制导致阶级矛盾尖锐而爆发的，所以我们以往很少从宗教迫害的角度考虑它与农民战争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农民起义军中的宗教属性与宗教诉求等一系列问题。其实，可以说农民运动与分裂教派的活动是互为表里、遥相呼应的，只有把它们放在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够全面理解分裂运动与农民战争之间的关系。
　　在俄国自由的减少与国家的强大几乎是同步的，在国家还不够强大的莫斯科罗斯，是人们怀念的“美好日子”阶段，那时“全国的人，包括城市的客商和乡村的农民都享有完全的自由生活权，他们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而生活，后来出现了对自由意志的最初的限定，把居住地点以及对国家的赋役加以固定，农民被固定于农村、商人被固定于城市，全国的人经常逃避赋役，贵族对国王的指令也不服从，自动迁往有优待和自由的工商业市镇，到了17世纪下半叶和彼得时代，由于人民普遍被奴役和负担着国家的义务，就连自由的工商业市镇也变成沙皇的市镇和公家的市镇了，自由流浪阶级被消灭了，这自然要引起所有这些动荡的人们和自由市镇的反抗”[28]。“受政府迫害的流浪人群逃进森林和草原，迁居边境地区，在那里建立新的市镇，然而这些市镇已是分裂派的市镇了。劳动人民在维护旧时的自由的时候，遇到了力求在教会制度上实行民主的分裂教派的领袖，心甘情愿的请他们在反对莫斯科中央集权派的农奴制实践的社会抗议中充任思想家的角色，解答老百姓疑惑”[29]。这也就是分裂运动的群众基础。由于农奴化过程导致的逃避赋役，由于战争和分裂派的逃亡，这二者恰好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在16-17世纪，感到被“剥夺自由”生活是俄国社会各阶层的共识，许多人因此跑去加入到分裂运动的队伍中来。
　　而同时，17世纪和18世纪的造反农民领袖斯捷潘·拉辛与普加乔夫以及他们的哥萨克随从都是“旧礼仪派”[30]。因为哥萨克中有大量的“旧教徒”，以至于在农民队伍中“分裂教徒”和“哥萨克”简直就是同义词[31]。构成分裂运动与农民战争的原因虽然有所不同，但共同点都是以人民对其不断恶化的处境不满为基础的，分裂派的大量逃亡无疑壮大了造反农民的队伍。1653-1666年的尼康改革后的旧教徒的大量逃往，直接导致了“人民骚动时代”的到来。1670-1671年间声势浩大的斯捷潘·拉辛起义与尼康的宗教改革有直接的关系，起义军队伍中有大量的分裂教徒，保持旧信仰是起义军追求的目的之一，比如拉辛对那些长老说：“兄弟们要维护真正的信仰，不要用三指画十字，这是反基督的标记。”他教导那些前来投奔他的分裂派分子，不仅不要服从教会，而且不承认沙皇是国王[32]。斯捷潘·拉辛起义被镇压以后，残余势力退守到分裂派在白海岛屿上的据点——索洛维茨修道院，一直坚守了八年。用莫斯科政权的语言说，那是个“藏污纳垢之地”“集中了万恶之源”。最后是由于叛徒出卖了经由烤房的暗道，这个反叛据点才被政府军彻底攻陷。拉辛起义失败以后，持续不断的农民反抗运动中都有分裂派的身影。1682年爆发了射击军首领霍万斯基领导的起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人民选择谁，就由谁当牧首和掌权，只要他热爱旧礼仪书。”[33] 1698年在调防过程中有四千名射击军叛乱，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丧失了俄罗斯传统的”统治者，而拥戴同情分裂派的彼得的姐姐索非亚登基。据说起义者中很多人都是“分裂派”或它的同情者。最后这场兵变被彼得一世残酷镇压，1182人在莫斯科红场被砍头处决，600人被流放。1707-1708年的布拉文起义也是以分裂派为同盟者的，该起义军向社会发布的文告中说，“无条件收容所有从罗斯逃来的人”，不论他们持何种宗教[34]。布拉文起义失败以后，有很多分裂派教徒逃到土耳其，据普希金说：“他们这些人的后代直到如今还生活在土耳其各地，在他乡异帮保持着旧日祖国的信仰、语言、风俗、习惯，在最近的这场土耳其战争中（1828-1829），他们拼命地打我们。”[35]
　　分裂派在彼得大帝时期获得了更多新的拥护者，彼得朝代确立的“凯撒-教皇主义”（цезарепапизм），是俄罗斯教会的“巴比伦囚徒时代”[36]，新来入伙的分裂派人士说，“我们的国王其状如兽，带着像狗毛一般的假发，因为在莫斯科信仰变换了，全部按照新版经书不正确地举行仪式”[37]，所以大家都来投奔普加乔夫的队伍。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