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加乔夫起义在宣传鼓动方面显示出他们更无比地重视旧礼仪的宗教趋向。普加乔夫本人就是旧礼仪派的坚定拥护者，在没有起事之前他接受的都是旧教礼仪。他从不上官方的东正教教堂，后来据他的妻子索非亚·德米特里耶娃回忆说：“普加乔夫原来的牧师费奥多尔·吉洪耶夫通常是用手掌外侧两个手指画大大的十字。”[38]普加乔夫认为“分裂运动”是人民不满沙皇政权的表现之一，正是因为他在被叶卡捷琳娜派往北部地区围剿分裂派的过程中，看到了如此众多的反抗沙皇政权的民众，便萌发了造反的念头，所以他尤其注重对宗教资源的利用。由于雅伊科的哥萨克人中一直保持着“旧信仰”和旧风俗，普加乔夫起义前夕在旧教徒的伊尔基兹隐修院（旧教中心）掩护下住了很长一个时期进行策略谋划。普加乔夫起义军的三万人，核心力量是雅伊科的哥萨克、依列克的哥萨克，这两地都是旧教徒逃亡的聚集地，普加乔夫深知旧教在百姓中的影响力，他说，“如果上帝命令我实行统治”，我就让“你们保持古老的信仰，穿俄罗斯服装，不准你们刮胡子”。起义文告中把“带古老十字架做祷告”和“可以留胡须”作为参加起义的一个首要条件。起义军所到之处当众焚毁教堂，攻陷城市以后，第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教堂。据普希金记载说，农民军从未把官方的宗教象征物放在眼里，他们“劈刺圣像、撕毁教堂里的圣物，把圣像从原位上拿下来扔在地上，他们抢劫教堂的全部器物[39]。
　　普加乔夫深知，非正统的基督教一些朴素原理深入到农民文化中，分裂派作为正统基督教的对立面出现，可以成为人民的思想武器。他们把过去理想化，认为以前是平等、多元、互助、有公共利益的时代。以“古风时代”作为思想武器，这是一种符合下层思维的宣传手段。而沙皇的东正教意味着强制、贪婪和剥削。在俄罗斯，人们总是喜欢那些因其纯朴、苦难、神经质而同上帝保持直接联系的民间圣人，所以在俄国历来就有“罪人就是不幸的人”“罪人、弱者，比公正的人更公正，比强者更强”[40]的说法。普加乔夫知道民间传说的宣传效应，于是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政府军屡次组织军队讨伐，强迫百姓皈依官方的信仰。此前的沙皇彼得三世是路德教徒，曾谴责其前任沙皇以宗教信仰为理由进行的迫害，但他很快被其妻叶卡捷琳娜以宫廷政变废黜。而在分裂教徒看来，彼得三世的名字是同宗教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普加乔夫便以冒名沙皇彼得三世来号召信仰旧礼仪教的人们。1775年起义失败后，在莫斯科行刑前普加乔夫最后说的一句话是：“请原谅，信奉东正教的人们！”[41]后来为了根除那个可怕的记忆，叶卡捷琳娜把“雅依克”的地名改称为“乌拉尔”。
　　
　　分裂运动对贵族以及俄国革命的影响
　　
　　分裂派的基本群众是城乡的下层民众，但是在贵族当中也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尤其是俄国古典时代的世俗大贵族（波雅尔）在中央集权化进程中也是被沙皇政府打压剪灭的离心力量之一，他们许多人也是旧教徒，像著名的大贵族莫罗佐夫家族、马蒙托夫家族、特列季亚科夫家族等等都是。“巡回画派”的著名画家苏里可夫的名画《女贵族莫罗佐娃》反映的就是宁死不屈的大贵族“分裂派”教徒的抗争以及民众对他们的同情。
　　波雅尔贵族中的分裂教派教徒逃离以后，因为经常处于漂泊和流浪过程中，无法接触土地，于是他们便突破俄国文化中鄙视商业的传统而成为民间的工商业者，后来又发展成为新兴商业资产阶级，他们保持坚定的信仰：我们的生活信念、积累财富都是为了弘扬真正的上帝，他们一不酗酒，二不吝惜金钱，三重视积累[42]，被称作是“东正教中的犹太人”。他们努力勤奋创业、节制欲望弘扬上帝的习俗使其快速积累起财富，因此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他们用这些财富去资助旧教徒和一切反沙皇的力量，并以大力捐赠慈善企业和赞助文化与艺术事业著名。20世纪初俄国的商人和企业家中65%的人都是分裂教徒[43]，1905年以后，工商业分裂派把古代的虔敬行为与现代的自由派思想结合在一起[44]，当时的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十月党和进步党——的首领古契珂夫和梁布申斯基都是旧礼仪派的教徒，以至于现代人把“分裂派看成是一个商人的信仰”[45]。
　　分裂派相比较而言能够严格遵守宗教道德：互助、清廉、节俭、热心公益事业，不像官方宗教那么腐化堕落。该教派相信，每个个人在内心深处都可以建立上帝的王国，上帝不能和人分开，不论以什么形式在什么地方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与上帝沟通。他们崇拜人内心的上帝，不苛求外在的统一，因此，它不像官方东正教中有那么多虚伪和形式化。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团结互助、同情弱者、积德行善和推行平均主义的原则是分裂派主要的特点，在这方面它有点像美国的摩门教派，教派中各种善举完全由信徒们义务执行，他们大量兴办医院、孤儿院，从事文化事业，捐助修道院，莫斯科艺术剧院和特列奇雅科夫画廊都是由分裂教徒资助的。他们认为，财富是上帝交给他们使用的，因此是需要回馈社会的，从事企业活动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某种使命。这也是俄国的商界特别热衷于慈善活动的原因[46]。所以他们经商既不作广告也不太斤斤计较，以上帝无时无刻都在注视着他们的言行来告诫自己，严格信守职业道德。他们的行为被人称之为“披着福音外衣粗糙而幼稚的社会主义”[47]。
　　而且他们出钱赞助革命活动，后来从事革命地下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很多经费就来自他们，在历次革命的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真理报》就是在巴库石油大王马·伊·斯柯别列夫赞助下出刊的[48]。分裂派的“富人为革命捐献了大量财产”[49]，高尔基后来在《新生活报》上说：“从1901-1917年间，有数十万卢布经我的手用于社会民主党的事业，这里面除了我的数万工资以外，其余的都是取自（分裂派）‘资产阶级’的口袋。”[50]以至于老百姓把反沙皇的神秘主义教派与革命党人无法作严格的区分，常常认为两者是一回事，而且事实上他们的确在干着同一件事。别尔嘉耶夫说：“我遇到的所有这些大量的寻求在上帝怀抱中虔诚生活的人都是革命者。”[51]一位分裂主义者写给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信中说：“我们分裂派分子也是革命者。”1905年革命当中民间的神秘组织与革命派呼应起来，安·别雷在小说《银鸽》中就有关于官方教会牧师写告密信的大段描写：“有一个女人持有一种不明的信仰，它与高加索的莫罗勘派（分裂派的一支）教徒有联系，企图推翻现政权，由此可见，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52]1905年革命时社会主义者的传单到处散发，传单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老百姓不理解这个名词，到处打听什么叫“无产者”，牧师根据自己平时监视神秘教派而掌握的知识解释说，无产者就是那种像神秘的分裂教派一样能飞遍天下的人，而且还能飞进烟囱，因为俄语的无产者“пролетарий”和飞跃“пролететь”基本发音是相通的。从这两类组织散发的传单可以看出他们之间追求目标的不同，但是在推翻沙皇政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1905年革命中分裂派的传单是这样说的：“兄弟们，《圣经》中的话灵验了，因为时候快到了，反基督的兽性在神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正教的人们，举起十字架来吧，因为时候快到了，向凶恶的敌人举起利剑，让大火燃遍俄罗斯的土地，想一想吧：圣灵降生了，点着魔鬼的庄园吧，因为土地属于你，圣灵也属于你。”[53]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