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任不寐先生《“机会主义”的理性》一文对汪晖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他说：“事实上，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甚至连权贵资本主义的特征也不明显，充其量是管制经济为主体的多元经济共存的次混合经济。然而，就是在这种有限资本主义的语境中，权贵资本主义和计划者之间、政治自由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之间，特别是政治自由主义和计划者之间的冲突，是中国当代文化冲突的主体特征。汪晖不仅对这种分歧的进一步确证缺乏理论耐心，更对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缺乏理论诚实。”据《中国文学与文学家》网站：http://wxy.hqu.edu.cn/WLS/newsdetail.asp?Id=738。
　　[42]这一点，我将在关于邓正来的哈耶克理论研究的研究中做进一步讨论。
　　[43]许纪霖：《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政治正当性》，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秋季卷。
　　[44]程春明、泮伟江：《现代社会中的司法权（上）》，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9期。
　　[45][46]任剑涛：《市场列宁主义的“中国奇迹”与米塞斯断言的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冬季卷。
　　[47][48][50]陈戈、储小平：《从身份交易到契约交易》，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秋季卷。
　　[49]参阅杜赞奇：《从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看中国改革》，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8期，他的原话是这样：“如果你研究过中国的地方社会，你会发现，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契约社会。在传统中国，管理资源也好，抵押房产也好，往往都是通过缔结契约达致的。这类契约的格式十分简单，一般都列明立约双方和中人的名字。什么是‘中人’呢？往往就是那些立约双方都能信靠的人，而且往往有好几个，比如说村长、亲戚、族长等等，都是维系社会不可或缺的纽带。他们的存在，对契约的实现至为重要，如果人们一旦违约，会面对很大的社会压力。契约的维系也不仅仅靠中人，更重要的是这些中人身处的整套机制，这就是我在我的第一本专著中所指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也就是中国农村公民社会（rural civil society）的许多元素，诸如宗族组织、互助团体、水利机构、农会等等，它们可说是非政府组织（NGO）的旧时代版本。”有意思的是，这个“不曾与国家形成彼此分化的二元结构”的民间社会倒成了“契约社会”，最传神的可能就是“纽带”的说法，与洛克或邓正来意义上的“分化”岂止霄壤之别？
　　[51]请参阅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书中的《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和《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的答问录》二文。
　　[52]邓正来：《哈耶克法律哲学》第1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3]何 雨、陈 雯：《“半乌托邦化”：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面相》，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夏季卷。
　　[54]关于“异托邦”问题，周宁在《中国异托邦：20世纪西方文化他者》一文中曾借用福柯的概念术语表述道：“福科提出特定文化系统中的‘空间他者’问题，他创造了一个术语：名叫异托邦（Heterotopias），与乌托邦（Utopias）相比较：乌托邦与异托邦都属于特定社会文化中异在的、超越性的空间，处于该文化现实环境之外，或优于或劣于该社会现实，它们与现实构成一种关系，现实在这个他者空间中认同自身的意义。所不同的是，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地点的地方。它与社会的真实空间直接相关或恰好相反。它自身展现了一个完美的社会形式，或者一种倒反的社会形式，但不管怎样，乌托邦都是乌有乡。然而，异托邦却不同了，它既是一个超越之地，又是一个现实的地方。”载《书屋》2004年第2期。
　　[55]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第130页，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56]比如佩里·安德森就曾在《霸权之后？——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一文中给汪晖的这部分理论较高评价：“2006年，中国思想史领军学者、政治思想家汪晖提供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诊断。在他著名的论述‘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文章中，他指出当代的世界秩序展现了一个可怕的霸权结构，用他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初表述来说，这个结构结合了三个不同的、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或者层面：第一部分是国家层面的霸权，处于任何给定的社会之中，第二个是国际层面的霸权，处于国际体系之中，第三个是超国家层面的霸权，它穿越了国家的界限，涵盖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参见《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om.cn/News/201010/2010102011232186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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