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不论这个“良性的互动关系”后来还发展出了邓氏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即便在最早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中，他即据此核心观念而左右开弓，既对大陆的市民社会理论建构提出了策略：“采取理性的渐进的分两步走的办法，亦即我们所主张的‘两个阶段发展论’。第一阶段为形成阶段，其间由国家和市民社会成员公举：国家在从上至下策动进一步改革的同时，加速变更政府职能，主动地、逐渐地撤出不应干涉的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成员则充分利用改革的有利条件和契机，有意识地、理性地由下至上推动市民社会的营建。这一阶段的活动主要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第二阶段为成熟阶段，其间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逐渐进入‘公域’，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31]也对台湾的“市民（民间）社会”理论的建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一文中对台湾民间社会理论中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民间社会对抗国家”关系架构的内在成因、历史语境、学理根据以及民反官的“造反哲学”性质等，均做出了详尽分析，然后做出了邓氏无不忧虑的判断和批评。这里仅举一例：“台湾民间社会理论所构设的‘民间社会对抗国家’的实质性关系架构中蕴含着这样一种判断，即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及台湾民间社会的显现，都源于台湾民间力量自下而上的驱动，而这一判断内在的逻辑展开便是民间社会自主自律的结构性空间的获致以及民主政治的实现等目标，只能凭靠民间力量由下而上的抗争和对抗；从自下而上的面相观之，这不仅意味着台湾民间社会论者对‘国家’在台湾政治民主化和台湾民间社会发展进程中曾做出的正面形塑功用的否认，亦意味着他们对‘国家’在未来民间自主目标及民主政治目标实现过程中所可能做出的正面作用的否定。然而，这种判断以及由此导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因为此一判断源出于对台湾历史实践的（无论是有意的亦或是无意的）非客观的误读”[32]。事实上，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有着深厚的皇权传统和“民间社会”传统的中国文化传统，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最难的就是能够适时有效地找到其中的契合点，如果“国家”不具备正面型塑的功能，底层即便如何抗争招来的就只能是暴力，或者假借“民意”形成新的极权主义。也就是说，“社会”的独立品格无论如何殊关重要，否则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制衡力量。所以邓氏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中特别指出：“从目的上看，中国市民社会所追求的目的是要促进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变革，进而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然而，无论民间社会所欲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它所依凭的各种支撑性条件都规定了它不可能脱离传统社会的性质而具有现代化导向。从功能上讲，市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在自身独立自治的基础上以与国家形成良性交互关系为其根本目的，后者则不曾与国家形成彼此分化的二元结构，更谈不上良性互动关系了。因此，中国传统上的民间社会与市民社会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历史现象。”[33]
　　不好说邓氏倾向于认同黑格尔“国家高于社会”的论说，但作为私欲交会的场所，一则手机信息提供的“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中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中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我们认识了硫酸铜，今天三鹿又让同胞们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日本人的口号：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一个民族；中国人的口号：一天一杯牛奶，震惊一个民族”的信息假如说够典型的话，而今奶粉掺假、婴儿结石、三聚氰胺三番两次卷土重来、地沟油、毒疫苗、毒大米……等等早已不是新闻，“比如房地产领域，交通建设领域，质量不达标的事件之所以不断涌现，原因在于房地产商、道路桥梁建设的承包商可以因此而少付出经济成本而自己多获实利。再比如中国的城镇建设，却更多地注重于规模建设，而相对忽视功能建设，其原因同样在于单纯的规模建设比同时注重规模和功能的并举建设要少支付许多经济成本，而获得更多的实利。然而，这些只片面追求经济实利而不讲质量、不求功能的劣质工程或城镇规模建设，最终播种下了许多额外的巨大道德成本，这些额外的道德成本不断积累起来，最后需要人们去为它买单”[34]，更是成为了普遍现象。如果“国家”缺乏了理性，就根本无法把特殊利益融合进一个代表着普遍利益的政治共同体之中，也就是说，“伦理的总体性”绝非可有可无， 否则不仅难以协调而今早已是四分五裂的个体，更是出现了整个民族的道德溃败[35]。而这，也始终是邓正来所特别重视的中国的理想图景亦即可欲性秩序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若以为邓氏倾向于国家理性是大致不错的。只是由于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在中国是个可遇不可求并在不断变化中的关系，更由于邓氏试图推动我们生存结构的转型、知识结构的转型乃至世界秩序结构的转型的知识进路，常常交错递进而显得诸多繁复重叠——即便如此，随着邓氏的知识的不断转向和相关题域的不断拓深，其国家理性的诉求后来更是呈现在向全球理性迈进的知识进路之中，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类似黑格尔的知识品格和中国当代杰出哲学家的精神景观。而事实上，邓氏呼吁复兴查尔斯·泰勒强调的“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所要复兴者“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恰恰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与此同时，有关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言说之所以能够获得极为难得的理论生长点，则当推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既出于历史形势的巨大变化，也出于时代的呼唤，更出于精彩的知识追究，从而也彻底彰显了邓氏的个体立场，这就是：邓氏既不是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并不是个真正的社群主义者；邓氏从不间断地在不同的知识演进脉络中做反复细致的论辩，并逐步获得了规范性的知识力量和理论范式意义上的说服力，当代中国意义上的思想家究竟属于哪个知识山头上的“主义”则无关紧要，其实也毫无意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