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育领域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流：“小学老师是爷爷奶奶，中学老师是叔叔阿姨，大学老师是哥哥姐姐。”不知您是否留意到，不少重点高校的老师越来越年轻，而且很难再听到有人被称为“助教”，他们的起步头衔就是“讲师”！
　　在武汉大学本科创新性人才培养研讨会上，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就引用文首这句话，感慨地说：目前不少高校引进教师一律只招博士，这些按照“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读下来的博士毕业生，也只二十八九岁，进校就直接被评为“讲师”，甚至破格提拔为教授。这牺牲了过去存在多年的助教制度，不利于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在过去，一名大学教师在获得“副教授”职称前，一般得有七八年工作经历——先当3年助教，再当5年讲师，然后才有机会获评副教授。这些助教、讲师，是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梯队。遗憾的是，近年来，高校教师学历和学位的制度规则使不少重点高校引进教师“非博士不要”。博士进校任教，不必当助教，导致“助教”逐渐退出高校舞台。 爱岗敬业的教师不再热爱教学研究了。他们辛苦敬业几十年，教学科研不说硕果累累，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比不上刚出校门的一个博士，在职称指标限额一定，规则制度倾斜学历的形式化残酷竞争环境中，自尊心强的默默隐退教研阵地，改行到社会中从头做起，可以想象到他们自身的机会成本和社会代价有多大！
　　3.2 奖惩机制消失，优秀科技员工跳槽加剧劳动市场投机泡沫
　　调查显示，事业单位科技人员打算跳槽的原因，依次为发展机会、收入、住房和职称这4个主要方面，有53.7%的人是因为发展的机会，52.8%的人是因为收入，33.9%的人是因为住房，11.6%的人是因为职称的问题。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40左右的科技员工，将发展机会视为第一位考虑的因素，然后依次是收入、住房和职称，而40岁左右的科技人员跳槽时，第一位考虑的因素仍然是发展机会，其次才是住房福利问题，可见科技工作者对发展机会和自身价值实现的重视。在影响科技人员择业的因素中，是否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成为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高学历并高水平的优秀员工的首选，是十分值得认识的。这说明事业单位的科技队伍是一只综合素质优秀的团队，他们对事业单位制度的规范，奖惩机制的科学公正等“软件”要比具有福利保障性质的收入、住房等"硬件"重要，他们需要对专业发展有利、自身努力价值得到兑现的公正竞争环境。
　　现行事业单位的唯学历、评聘、奖惩等形式化规则，它的生搬硬套、华而不实的虚无性，不可能摆脱事业单位的福利保障优先，激励奖惩不足的劣根性，它只是以制度创新的形式给某些投机分子巧取盘剥提供了美丽的外衣，实际上是对某些无真才实学、图有虚表的既得利益者的一种保护。中国的事业单位的各种福利保障偏高，对扎实敬业的激励不足，这种靠吃大锅饭的更多的保障，减少了对一线员工辛勤的激励，这是对务实勤奋的优秀教研工作努力的讽刺，在自我修养、专业兴趣和努力不仅没有受到经济鼓励和精神嘉奖，相较于对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保护而言，反而是受到得到嘲弄时，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选择离开，他们流行的语录是“改造不了它，就离开它”。于是，他们中只要身体精力尚具备者就开始了改变自我生存发展环境的流动、迁移，他们需要选择有利于自身价值的实现，自身劳动得到尊重的环境。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伴随着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转移，城市下岗职工的加入，到现在各单位的相互挖墙角式的人才竞争，可以说已经够具规模，浩浩荡荡。本来劳动市场由于垮地区、垮行业等因素，造成鱼目混珠、真假人才难以识别。近几年知识分子，高校教研人员，甚至“海归”在社会人流环境、美式雇佣体制影响下，受到单位冷遇的

优秀知识分子也纷纷试探性地汇入流动大军，这很有可能加剧劳动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现象，使劳动市场的投机泡沫成份有增无减。

    3.3 唯学历教育导致各高校内部自我循环，高学历就业选择不容乐观
　　众所周知，高校研究院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作为学历的教育形式和作为内容的文思谋略及专业技能培养是要相辅相成的，但是，近些年，高校、研究院的教育体制走出了一条“上层次，创一流”的高层次循环怪圈。“上层次，创一流”就是要想办法创建硕博点，培养更多的高层次人员。这种一味追求高层次、高标准的虚无目标对高校莘莘学子和高校研究院本身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现实中，只要相对竞争充分的领域，高学历人群并非象人们期望想象的那么另人宽慰。高学历人才并未给基金造就出丰盈的业绩，也未显示出理财专家与普通投资者的不同之处。（⑥顾子明：《基金用人机制遇挑战 高学历人才未造就丰盈业绩》，《上海证券报资本周刊》2003年，4月20日，http：//finance.sina.com.cn）。基金管理公司是一个人才汇聚的地方，进入的门槛也相当的高，非本科学历一概被挡驾，硕士和博士在基金公司里多如过江之鲫。尽管许多基金走马灯般更换基金经理，但基金的总体业绩依然难如人意，这已成为一个让基金业界难以释怀的问题。同时作者也承认：纵观中外历史，鲜有集经济学理论与投资实践之大成者。不少经济学术领域的巨人，却是投资实践的侏儒。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并非一味反对“高学历”，而是要质疑这种学历的获得机制，质疑高学历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现在，由于“计划教育”仍然的存在，因此文凭教育越来越乱，高文凭本身越来越让人感到虚假。高学历的获得本身已经构成中国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的一个部分。最终，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对“博士”重新洗牌的无奈现实。
　　按照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信息经济学里的假设，人才培养如果是没有作用的，那么高学历仅仅只是机制设计的一个选择信号。然而，事实上，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教授”这样的职责，可以积累出来，也可以“培养”出来，那么这个假设就没有用；而象具有高素质要求的企业家或者基金经理却不是通过书本知识积累和教授“培养”教出来的，而是作为信号选择机制“挑”出来的。
　　中国大学、研究院学历教育机制所造成的高学历未必高能力，所学也未必非所用的现状，导致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才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实际工作能力弱化，各用人单位，尤其是企业等竞技能力相对强的领域对高学历冷漠。而高校、研究院是高学历高学位的最大需求方，所以高校、研究院的产能是围绕其自身进行循环的，为社会输送各类人才，实则是为自身缔结高学历联盟。在高校、研究院规模限制下，大学生就业困难，高学历择业期望收入与实际收入落差悬殊现象也就应运而生。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