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教授”教育体制下的相伴随的必然是“水博士”。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学哪里算什么著名大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枪手，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枪手“仅高中学历 一字开价至少一元）。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大跃进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 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中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 李逵考研）。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中国的学术界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位”还在，“学”却没有了。
现行的中国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规则以学历学位正教授为第一要求，科研条件放到最低程度，这样，水博士教授自然成为各层学位的导师，而某些真正有科研水平的副教授，由于种种原因被关在导师教授名誉圈之外，但是他们却要做真正的导师，原因是被遴选上的享受硕博导师待遇的挂名导师或者因为头衔太多无暇指导，或者是因为没课题，没科研能力求恳求有科研能力和课题的小老师和副教授帮他带，一年两年不给予名利，默默奉献可以，时间长了，这些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老师心态就不平衡了，教学科研成就与价值兑现悬殊的时候，再善良的知识分子也会愤然，他们或者憾退教师职业，或者也要昧心的去考那些知识结构老化的烂博导的博士，成为博士团队成员，最后很可能被博士团队中大量的水博士所腐蚀。在这种导师团队体制下，我们的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真正价值有多大？调查发现，考研的学生首重（64.1%）导师的科研能力。“导师对学生是否尽职尽责”，也是半数参访者考虑的问题。而“缺少师德”，是37.6%的人对目前导师状况颇为失望的一大因素。难怪，现在的研究生就业，除了教育行业别的竞争性强烈的行业，与本科生甚至专科生相较并无优势。
1.3 中国高校聘任制中的制度创新趋于虚拟化状态
自2002年北大和中大率先提出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方案以来，特别是2003年媒体对这南北两校的追踪采访报道，使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成为教育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高校也纷纷着手设计本校的改革方案，准备在必要时推出去以示不甘落后。但细想之下，北大直言不讳“借鉴”了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即非升即离的聘任制度，快速跟进改革的那些大学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北大张维迎教授的思路，后来的一些大学更是广泛参考其他大学的改革方案，有几分独立见解则很难说。于是，不顾内外部环境条件，盲目跟风改革很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或以更大的代价取得成功。一旦改革失败，理论家便会总结，外国再好的东西到中国都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
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的教员市场是一个分层结构，一流大学分流的教员被二流大学接受，二流大学分流出来的教员被三流大学接受。这种设想显然对市场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按照这种想法，北大的教师最差的也比二流学校的最好的教师好，如果成熟的市场就是这样，那诺贝尔奖得主完全应该呆在一个学校，可事实上远非如此。张维迎犯这个简单的错误是因为他必须为个人的改革框架找到一个流出机制，但事实上这种流动不是均衡结果。任何一个学校在解除自己的员工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二流学校为了接受北大淘汰的末流教师而不得不解聘自己的老师时都会考虑两个问题：为了这种质量“改进”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否值得？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学校建成永远比北大差的学校？难道我们就不能比北大稍微多花一点代价把他们最优秀的教授引进到我们这里，把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方向建成比北大更强的学校吗？更何况，考虑到一个被迫而非自愿从一个好学校到一个差学校的教师通常都有一定的情绪，这种退出机制实际上真正能解决的问题目前依然很小，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少数大学依据其特殊的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资格直接单向背靠成熟的国际教师市场，能用数万美金的年薪从国外聘请到教师，同时逐渐淘汰部分在职的教师，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能使北大的教师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但其他学校一般都没有实力做到这一点。
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对优秀人才的激励幅度比学校还大的话，事实上学校是留不住人才的，首先选择分流的是高素质人才；而如果外面的经济环境比学校差，那么被迫分流出去的教师的整体福利下降。或许有人认为，社会上需要的人才与科研人才是不同质的，聘任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真正适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留下来，而让那些更适合于社会上其他工作的人到社会上寻求其他的就业机会。但问题是，每个人在就业决策上都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曾经可以选择到金融部门工作的人，因更喜欢高校的环境而选择在学校工作，为学校做了十年贡献之后，突然又要从高校分流到金融部门，与一个直接进入金融部门工作的人相比，无论是经验还是能力上都有明显的差别，因而所面临的机会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正是这种明显的路径依赖，才是许多教师感觉到改革压力的最终原因，他们即便在社会上能找到类似的工作，在高校就业期间就是他们在新就业岗位上的经验损失。就好比我们培养一个数学家先让他在农场种十年的庄稼后再让他看数学书一样，他必然因为这十年的劳动经历而落后直接从事数学研究的同行很多，甚至很难说他是否真正适合当一个数学家，在很多人看来，他更像是农民。在国内经济环境发展成熟并稳定以后，各种就业机会相对均等，每个人在选择就业时主要考虑的是个人专长和兴趣，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趋于稳定，每个人在不同岗位上实现的社会价值和得到的相应报酬差别不大时，人员流动表现出如下特征：各行业的进入者与退出者基本平衡；行业内流动比跨行业流动更为普遍；流动人员有明显的随机性，既包括高层次人才，也有低层次人才；绝大多数人最初做出的工作决策正是他最适合的工作。但是，中国目前的行业发展仍未达到均衡状态，许多人盲目地选择福利待遇较好的工作而不顾个人所长，这就导致高校教师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形。由于行业内流动既不多见也不鼓励，特别是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分层结构”在作祟，高层进不去，低层不愿去，有进无出，聘任制至今还是理想中的幻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