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建国后，由于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建设上对苏联的追随，中国在建设“新文化”“新文学”的过程中，大量译介了苏联的文艺、文论和美学著作。根据有关统计，到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少儿出版社等当时几家主要的出版机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各出版了三四百种俄苏文学作品，各家印数均在一二千万册；而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计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参看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第18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高尔基、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费定成为当时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保尔·柯察金、马特洛索夫、奥列格、卓娅和舒拉是当代中国青年“心仪”的楷模。此外，列宁、斯大林、高尔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别车杜”等苏俄文艺理论和美学著作也大量翻译出版。王蒙在中学就阅读了《新人生观讲话》 《社会发展史纲》 《苏联纪行》 《延安归来》等大量进步书籍。参看方蕤：《我与王蒙》第22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张贤亮对马克思《资本论》和阿·托尔斯泰《苦难的里程》青睐有加。张抗抗在“文革”期间，阅读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柯切托夫、萧洛霍夫、法捷耶夫等一批俄国、苏联作家的小说。参看张抗抗：《从读书到写书》，载彭华生、钱光培编：《新时期作家创作艺术新探》第141-14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周克芹、张洁、冯骥才、蒋子龙、李国文、茹志鹃、叶文玲、从维熙、张贤亮直到张炜、张承志、铁凝等中青年作家的创作中都显示出苏联文学的深刻影响。
　　[18]邓小平早在1978年3月18日就指出：“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参看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9]通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党的意识形态主管者，文联、作协等文艺团体的党组、领导的各种讲话和政策导向性批评，各种文艺报刊的审查、发表，各种文学评奖，文艺团体的接纳，以及对在思想、艺术上存在错误或“越轨”倾向的作家、作品的批评来实现。
　　[22]张承志：《思想“重复”的意义（代自序）》，载张承志：《金草地》第3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3]张承志：《清洁的精神》第113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4]张承志：《放浪于幻路》，载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第38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25]张承志：《芳草野草》，载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第12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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