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是一篇将回归“人”与回归“人民”结合起来叙述的小说。透过这一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人”是如何融入“人民”之中，以及前者在后者中的存在形态。小说以主人公张思远在“文革”结束以后回“下放地”前后的行动和思绪为叙事线索，勾画了主人公寻找失落的“自我”的心路历程。小说一方面通过对张思远与妻子海云、儿子冬冬的关系，反思了“极左”政治伦理对人道伦理的伤害。由爱慕、崇拜和服从促成的婚姻，在狂热的政治中最终破裂，对“主义”的信仰和对“公众”的热情使张思远在与妻子海云的关系中扮演了冷酷、自私的角色。对于沉醉在“革命无常规！常规非革命！”狂热中的共产党员张思远来说，妻子还是一个“没有得到足够的改造和锻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的眼里，这些知识分子空虚、动摇、平庸而琐碎。当妻子在“反右”中被揪斗时，他铁面无私地训斥她，并与其离婚……终于，当他自己也被打成“走资派”“叛徒”“三反”分子时，自私庸俗的第二任妻子美兰与他划清界限、正式离婚。他和海云的第二个儿子冬冬也以革命的逻辑——“我打您……真真正正是为了革命造反”——而非公报私仇，把他打得不省人事……小说以人道主义的热情批判了“极左”政治伦理对“私人空间”和正常人情人性的毁坏，这一主题和其他的“伤痕”“反思”小说如《伤痕》  《如意》 《张铁匠的罗曼史》《爱，是不能忘记的》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心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等一样，实现了对“非人”“反人”“吃人”的“极左”政治的尖锐的政治控诉和批判。
但这篇小说的着力点却不止于倡导一种“人化的政治”，它侧重于主人公在下放农村，与农民共同劳动的过程中对自己的重新发现。在失去权势和名誉之后，他来到了山村。在那里“他首先了解，首先发现的乃是他自己”，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双臂、肩、背、腰、眼睛，“甚至发现了自己仍然是一个不坏的、有点魅力的男人”“他甚至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觉悟，自己的人望”。在阶级斗争盛行、注重阶级身份的城市里，市委书记是他的一切，而在山村他却是一个“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的“老张头”——一个普通人。但对于主人公来说，做一个“普通人”或“山民”并不是他的归宿，他所真正认同的还是“革命干部”，一个有着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一个为党和国家负责、为人民负责的人。他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于其革命身份、干部身份。这一点在他与儿子的讨论和争执中（“我们为了革命，为了人民没有吝惜过生命和鲜血”“是党的政策而不是你们的惊人之语——另一种类型的假、大、空话给农民带来好处”），在他按照原有级别和工资按月交纳党费的心理中（“我仍然是高级干部”），在接到调令时的反应中（“……这种口气使张思远想起了昨天，想起了他有过的秘书和司机，想起了他的党龄和职位。‘这个——’他把‘个’字拉长了声音，声音拉得长短和职务的高低常常成正比”），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叙述者通过对主人公特定政治身份的强调，使小说从对“人”的失落和寻找的表现，转化为对“党和人民”“干部和群众”关系的重新思考。
　　但小说从“人”向“人民”主题转换的中介，是一种在小说中一以贯之的带有理想化色彩的道德感。这种通过道德感实现的转换并非稳固的、密合无间的。受到迫害、下放山村时的主人公，之所以受到农民们的同情和信任，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而不是“落难干部”，或者说，他们看重的并不是他的干部身份。在老百姓的眼里，他不是“鬼”也不是“神”，当前者把后者看作“人”时，完成了对他的认可，他因此在道义上得以正常地存在。而当主人公平反昭雪、荣归故里时，乡亲们“谁也没有把他当作‘上级’看待”（农民们此时知道他已经是“干部”，并一致认为“他的升官是一件好事，一件可喜可贺的事”），这种随和的态度显然来自于此前对主人公“好人”意义上的道德认可和对他“干部”/“共产党员”身份、价值的潜在认定。这种认定是通过秋文——一个远近驰名的大夫（知识分子）之口得到一再地强调：
　　
　　“其实把你们拉下来当当老百姓也不赖”，另一次她这样说，丝毫不顾忌同病室的其他人，“要不，别看报纸喊什么下乡、蹲点喊得那么凶，你们躲在自己的小楼里才不愿意下来呢。你说对不对？老张头！”
　　
　　……而你们这些老干部呢，更成了打着灯笼也讨唤不着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交给哪个只会摸锄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摇头顿足地骂你们！
　　
　　……您的工作本来就比我的重要一百倍，一千倍，不服是不行的。我拥护您和您的同僚们。您们是国家的精华和希望。您们失去了太多的时间，我相信您们会夺回来。我祝您们成功。我愿意和您们拉起手来……
　　
　　在小说中，秋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叙事者赋予了秋文以特殊的身份和品质。首先，叙事者强调的是，她对丈夫、女儿的忠贞和负责。她与“极右”丈夫的离婚仅仅是“为了女儿的前途”而不是像美兰一样出于个人自保的自私。其次，她兼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随和与清高、饶舌与沉思、“喜笑乐天”和“对十字架的背负”，兼有女性的温柔体贴和“拿得起放得下的丈夫气”。她是山村中少有的知识分子（“上海医科大学毕业”），一个“本来很格涩的人物”“偏偏非常随和”“和农村的男女老少都说得来”。在宣传队立案审查她时，“所有的社员和基层干部都向着她”。再次，她具有一般老百姓所不具有的独立思考品质和长远的政治眼光，她对主人公的预言最终都得到了历史的确认，“秋文的话应验了，没有用很久”。小说精心设计了秋文的地位、身份、品质、坚贞的道德品格、无私的利他精神、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她天然地具有了“人民代言人”的合法性；作为一个独立不倚的知识分子所具有敏锐而长远的政治眼光，又使她超出一般群众的认识水平，更具有了“人民代言人”的资格。叙事者通过秋文这一形象使人/党/人民获得了利益、立场上的一致性，也赋予了主人公即“干部”“党”以“人民”代言人的历史合法性。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