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金胜，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
　　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一、文学与“人”的关系的重新建构：在历史意识的推动下
　　
　　1970年代末，以全国范围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为标志，一种现实和明智的政治策略，使国家权力在引导社会结构实现大规模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有效的导向作用，从而带动了一场全面务实的全民运动，使曾经突显于前景的意识形态渐趋淡化。此前那种至高无上、不容验证的决定论理念，被视为对“现实”的历史叙述造成压抑的人为的元话语而遭到批判和抛弃。“新时期”通过瓦解、改造过去的终极的制约性构制而成为一个更具行动力量的、活泼充沛的能指性符码，开拓出一个新的社会局面。“新时期”初期小说致力于对“四人帮”和“极左”路线所产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文革”的结束使文学中大规模地出现“人学”主题，恢复人的本性，捍卫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把人从物质和灵魂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成为文学的首务。身处“转换”时代的“新时期”小说，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破除旧理想主义对人的要求的虚幻性以及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轻蔑和漠视，将“人”从全能政治时代的“政治人”“道德人”还原成“生活人”，重塑“新时期”的人性结构，“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重新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并存在着从呼唤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发展到对人的心灵世界的独特性、隐秘性和个体的独立性的强调，进而向内在心灵、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人性深处掘进的行进路线。
　　呼应着时代的要求，作家们开始重新建构“文学”和“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蒋子龙要求自己“盯紧人，而不是紧跟某些事件”“探索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反映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1]。刘心武也认为：“文学应当面向人生。写世态人心。文学不仅是人学，更是爱学。文学作用于人的心灵，唤起人心中的良知，唤起爱。”[2]王蒙认为“文学要写人，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人”不应仅仅局限于“人物”“性格”，“近几年的作品更多地探索人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略过外在的细节写心理、写感情、写联想和想象、写意识活动”“探索人的心灵的奥秘”，他认为这种突破常规来写“人”的观念“并没有什么不好”[3]。
　　按照文艺界权威人士的经典表述，“新时期”大幕拉开以后，“人民无限憎恨‘四人帮’，于是文学创作中出现大批的充溢着革命义愤的批判‘四人帮’及其政治阴谋的篡党罪行的作品”“人民逐渐发现，十年动乱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害，绝不仅限于使全国的经济濒于崩溃”，更严重的是，“人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风尚造成了悲剧性的摧残和污染”“于是，一批曾被不公正地指责为‘伤痕文学’的作品接连地出现了”[4]。“新时期”初期作家主要由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的“归来”作家和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遣入农村的“知青”作家两部分构成。在他们的作品中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底层”情结和“人民”记忆。
　　
　　二、“ 归来”者写作：人民伦理、
　　革命伦理对个体伦理的遮蔽
　　
　　在“归来”作家的笔下，“人民”以“革命”母亲的身份，见证了“受难者”的忠诚，“受难者”在“人民”的关怀、爱抚之下，不仅实现了由“牛鬼蛇神”向“人”的回归，获得了“人民”的再认，同时实现了对“革命—人民”“干部—群众”关系的重新审视和再确认。
　　在“归来”小说中，普遍存在着“人民”等群体话语对自我个体话语的优势地位。“我不悲观，也不埋怨。比起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这些年付出的巨大代价，个人的一点坎坷遭遇又算得了什么？”[5]以个体的坎坷际遇来叙述人民、国家、民族和党的挫折，涵括一个大的、长时段的历史时空，是“归来”作家常用的叙事策略，这赋予了小说较为深厚的历史意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对自我在历史中的真实处境和心境的表现。忠诚意识、歌颂倾向成为“归来”小说的主调。“历史的真实，应该说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一个作者提起笔来，还是要考虑两点：一个是人民，一个是祖国……最伟大的还是人民，这是我感触至深的”[6]“人民，是时代的主人，也是创造历史、推动时代发展前进的原动力。世间的一切变化，都是人民在这宏大舞台上的活动记录。所以，人民有权利要求在作品中看到自己”[7]。“我所要表现的是我比较熟悉的，我的上帝是人民！是中华民族。但我不能夸大自己的作用，我愿意做铺路的一块石头”[8]。作家的自省精神与对国家、民族、人民的责任承担意识相杂糅，并最终导致了其创作中深层反思的匮乏。
　　从《青春万岁》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最宝贵的》  《悠悠寸草心》  《布礼》《蝴蝶》  《春之声》，王蒙的小说始终渗透着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对自己政治信仰的执著。《布礼》中的钟亦成遭受的错划“右派”、开除党籍以及此后二十多年的农村改造和“再批判”等一系列苦难，并不能改变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崇高信念的忠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戴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十七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里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伤感，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包括钟亦成在内，王蒙笔下的主人公如曹千里（《杂色》）、翁式含（《相见时难》）、张思远（《蝴蝶》）等都是作者“少布”情结的体现：对信念的珍视，对理想的执著，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在困顿中的不懈追求，对历史前进中的怅然追忆，等等。“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9]，他们都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最终会做出公正的裁决，小说对他们的塑造也因此成为创作主体“在人民中”“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信念的艺术展示。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