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一代与“知青”一代叙事中“人民”话语的差异，首先来自他们在各自青年时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不同认同。“归来”作家大都生长于1930-1940年代，在1950-1960年代实现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进入社会文化角色[15]。他们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性变迁和社会文化机制的内在转换。在影响建构稳定的自我认同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简化和忽视的：“……同一性和意识形态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都为个人的进一步成熟提供必要的条件，从而为随后的高级的自居作用形式，亦即为共同的生活、行动和创造行为中联结某些共同同一性的团结一致提供必要的条件。”[16]社会主义时代新的生活环境，团结、和谐、明朗、进取的时代风尚，民族独立的自豪感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感不仅是全民族更是每个作家的现实体验。1950、1960年代那种团结友爱、无私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积极乐观的理想主义精神，渗透为“归来”作家的思想和精神底色。参军、入党、少年成名、做国家干部……他们接受了革命文化也为革命文化所接受和拥抱。对他们来说，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写真实”“文学是人学”“干预生活”的文艺功能观是他们可以也应当接受的；“社会”而非“个人”是他们的写作立场。同时，在“一边倒”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在逐渐“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中，中国左翼文学与苏联革命文艺及其理论是他们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主要来源[17]。进入“新时期”，对历经劫难之后，风尘仆仆地重归“人民”行列的他们来说[18]，“党”“人民”“国家”“革命”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概念。这不仅仅是主流话语的规训和引导[19]，也因为他们在青年期形成的自我认同的坚实性，“……必须认识到，只有一种坚实的内在同一性才标志着青年过程的结束，而且也才是进一步成熟的一个真正条件”[20]。在中国，1950年代全能政治社会“暗中破坏了同一感的种种条件，使得年长的人仍然固着于青年人的选择，也使许多成年人受到限制或者丧失了抵抗的能力”[21]。“归来”作家这种坚实的自我的内在同一性，在激烈的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中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削弱和清除，并在“新时期”得以存在和延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前文所说的“归来”作家对自我在“新时期”历史征程中领导者、建设者身份的自认。
　“知青”小说显示出强烈的倾诉欲。在这一代人大量的集体自诉性文字中，表露出种种群体性的委屈、愤怒、炫耀等强烈情绪。作为一代人，他们大多经历过“文革”造反、“文革”中的下乡、“文革”后返城等大量残酷的生存体验，这些成为其创作的主要心理背景。当初，他们积极响应号召到农村、山区、草原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多年持续，知青们如何为自己的痛苦确定意义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艰苦的劳动、贫困的生存和政治高层所发生的激烈错动，使他们所曾经奉为“圣旨”的信仰，曾经顺应的价值目标，曾经服从的权威以及主流政治所给予他们并为其所倾心的角色意义面临着解体的窘境。而返城过程中难以明言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返城后寻找工作的艰难，工作中的失落、不顺，成家后的艰难、困窘，社会对“红卫兵”在“文革”中的残暴与野蛮的评价、对“上山下乡”运动有无意义的疑问和指责……已逝的和现实中的一切都使他们产生了严重的自身意义与价值的被剥夺感。历史似乎开了一个可怕、黑暗的玩笑，一批曾经被捧上革命的潮头，曾经被视为“革命接班人”的一代，却经受着价值与意义被剥夺的痛苦，并且这种痛苦随着历史的大转折而逐渐被外部世界所怀疑和否定，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光环或者不再被赋予意义。在这种被动的丧失（缺乏）“意义”的情况下，他们需要自己去为“痛苦”赋予意义，或将自己的“痛苦”转换成为“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做出的个人牺牲，或将自己的“牺牲”看作“民族”“国家”的长远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当上述两种“意义”被盛行于社会的支配价值彻底否定而缺乏说服力时，他们会赋予“过程”而不是“结果”以相当的意义。在被冷酷无情的“父”抛弃之后，他们在民间、在底层，寻找到了“母”——“人民”。“额吉（eji，蒙语母亲或奶奶），主人公的交流对象、影响者和教育者，一名伟大的草原女性，久经磨难但是不失游牧民族本质，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关键时刻中，完成改造红卫兵为人民之子使命的、中国底层人民温暖和力量的象征”[22]。“人民”不仅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更是他们的精神之母，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知青”成长为时代主体，“是我们——我们这一部分坚决地与官僚体制决裂了的，在穷乡僻壤、在底层民众中一直寻求真理的中国红卫兵——才是伟大的60年代的象征”[23]。在这里，陈说者显然做了一个巧妙的置换，将主流政治的“新农村”和“再教育”话语转换为“决裂”论，将一种主动要求（有意识）或被动（无意识）状态下的“下放”“流放”转换为个体或群体的主动选择，从而显示自己向“人民”靠拢的主动性。在对自我确定性的追寻中，“我们”——“中国红卫兵”与“人民”——“底层民众”，得到了一种同质化的定义。“我们”与“人民”相依相随，在共有的神圣意义统摄下，以极强的向心力发挥着极大的排斥功能。同时，作为存在于自我主体想像世界中的“人民”，其面目却是模糊难辨的，这也使“人民”概念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抽象性，它更多地是在一种“品质”和“立场”的意义上发挥作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