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包括“归来”小说在内的“新时期”初期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大都或因坚持正义、真理或为维护党、国家、人民的利益而被诬陷、遭批判或受到不公正待遇，或在错误的方针、政策的引导下身不由己地做了错事，成了“革命”的对象。对于第一种情况来说，主人公始终“在人民之内”，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他们与种种以“革命”的名义倒行逆施的恶行、丑行进行着坚苦卓绝的斗争，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作为人民利益代表者的真实身份和存在价值。在第二种情况下，主人公则属于“好人做了坏事”或“好人害了好人”，他们在本质上仍然是“好人”“好党员”“好干部”。在做了错事后，他们也遭受了与其他的受害者相似甚至更严厉、更残酷、更无情的打击和迫害，被劳教或劳改。
　　这是一种当时小说中普遍存在的叙述模型，其重要意义在于：首先，说明了“极左”政治伦理和严酷的斗争哲学对人的摧残：戕害生命与尊严，造成了人人自危、人人受难的普遍局面。其次，又给主人公一个自省、反思乃至辩白的机会：它所设定的对主人公的更严酷无情的“惩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因曾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打击”别人而产生的焦虑，并因此赢得读者的同情和尊敬，正如研究者所说：“在具体的小说叙事之中，这些尚可原谅的错误，既能够使他们有所反思，构成了他们‘自我反思’的前提条件，同时，以此作为前提的反思，亦可在一定程度上令人同情，反过来‘抵消’他们所犯的错误，从而使得他们令人‘肃然起敬’。”[12]再次，也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受难的过程中接近了人民，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宽容，接通了“地气”，找到了“魂”，重新印证了其作为人民利益代表者的合法身份。这种“因祸得福”式的叙述，告诉我们：他们还是国家的“宝贝”“希望”和“精华”，对于国家来说，他们“很重要”，群众还要靠他们来组织，中国还要靠他们来领导，正如《小镇上的将军》中叙述者所说：“将军有将军的岗位。那个岗位重要极了，了不起极了。一句话，总不能叫他作我们的镇长吧？”
　　
　　三、“知青”作家：新的“人民”伦理的建构及屈从主体的生成
　　
　　对于“知青”作家来说，“上山下乡”同样给他们提供了接近“人民”的机会。他们将自己的青春、梦想、追求从荒唐、残酷的时代和自己被抛弃的境遇中抽离出来，赋予它超越个体与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在偏僻辽远的山村、荒芜辽阔的土地和贫苦的农民那里，在贫瘠艰苦的劳作中，在经历了“革命理想”的幻灭之后，在对旧有“伪理想”的怀疑和此前所受到的欺骗、愚弄的否定中，他们重新建构了以个体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人民”认同。“人民”褪去了主流政治话语曾经加之于它的种种繁缛华丽的色彩，成为他们经过个体过滤的，带有民粹主义、理想化色彩的生命和精神寄托。“这样，‘浪漫’地和‘理想主义’地回访历史、构设民族与自我的未来，便成了‘知青作家’主体情状和作品的精神意识的重要特点”[13]。不同于刘心武、卢新华、王蒙、李国文、张贤亮等在“党/干部—人民/革命群众”写作模式中的“人民”——这种“人民”身上流通着政党意识形态、阶级理念和“主义”话语，构成“革命”的首要社会基础和历史的前进动力，“知青”作家笔下的“人民”脱离了政党伦理话语的“社会化”组织和统摄，还原为一般意义上的、自在的“人民”。他们与苦难和贫穷为伴，却又勤劳、忠实、豪爽、质朴，闪耀着纯洁、真诚、智慧之光。在僵硬而残酷的政治世界之外，他们有着自己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和信仰世界，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评判、选择，超脱于政治的和阶级分析的眼光而固守着自己的良心与道义。
　　在被贬入社会底层的“知青”作家那里，“底层”“平民”往往是“人民”的代名词。“人民”的生存、经历与“知青”作家们大致相同，他们都是苦难的承受者；“人民”的良知、高洁以及对处于困境中的“知青”的宽容与接纳，成为二者得以沟通的渠道，成为“怀疑的一代”“叛逆的一代”在被抛弃之后重新建构自我认同的精神支柱。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张承志的《绿夜》《大坂》《黑骏马》《北方的河》、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普通女工》等小说，都以“知青”身份言说大时代里个体的生存与生命经历、体验，经过理想化处理的、自在的“人民”成为他们在动荡岁月中确立坚定的自我意识的投射对象。
　　美国著名精神分析理论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将认同（Identity，又译为“同一性”）  作为自我心理学的中心概念之一。客观上它是一个表示人格（有时指团体、共同体） 的统合性和一贯性的概念，主观上它是指人对自己（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确信或感觉，这个确信中包含周围人对自己的不变性和连续性的承认的确信或感觉。他把发展心理学的个人中心主义和发展社会学的社会中心主义结合起来，将“认同”（Identity）解释为：生理的成熟过程；认同诸对象的统合过程；取得社会、团体角色的过程；社会使命的创造过程。埃里克森将认同理论运用于青少年问题研究，把人的心理发展过程的重心从先天的本能欲望和潜意识领域转移到意识领域和现实关系之中，从个人的、心理的立场去关注人在发展过程中自我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他把人的生命周期分为八个各有其具体问题的阶段，其中因为青年期是以认同的获得为主要发展课题的时期而被他视为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关键时刻[14]。这一认同理论有利于我们理解“归来”小说与“知青”小说叙事中“人民”话语的差异。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