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年的动乱，张副部长正在按照党心民心进行紧张的工作。他并没有忘记使自己的工作对人民、对山村、对老张头和拴福大哥更为有利。
　　他想的是自己的责任，每一个人的责任。
　　别忘了我们！人们希望的不过如此。难道能够忘怀和违背这样的愿望吗？
　　我敢忘记我受到了多少照顾吗？我没有责任、没有义务让大家都过上文明和富裕的生活吗？
　　他拿起粗大的铅笔，他开始翻阅这些材料。一下子就钻了进去了。他觉得有那么多人在注视他、支持他、期待他、鞭策他。（《蝴蝶》）
　　
　　党不会忘记我们的，人民不会忘记我们的，伊汝，记住啊，永远要记住，人民是我们的亲爹娘。（《月食》）
　　
　　同样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章永璘在完成自己的“新人”改造，以走出劫难的胜利者身份回顾历史时的情感抒发：
　　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齐肃然起立，这时，我脑海里蓦然掠过了一个个我熟悉的形象。我想，这庄严的国歌不只是为近百年来为民族生存、国家兴盛而奋斗的仁人志士演奏的，不只是为缔造共和国而奋斗的革命先辈演奏的，不只是为保卫国家领土和尊严而牺牲的烈士演奏的……这庄严的乐曲，还为了在共和国建立以后，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紧紧地和我们共和国、我们党在一起，用自己的耐力和刻苦精神支持我们党，终于探索到这样一条正确道路的普通劳动者而演奏的吧！他们，正是在祖国遍地生长着的“绿化树”呀！那树皮虽然粗糙、枝叶却郁郁葱葱的“绿化树”，才把祖国点缀得更加美丽！
　　啊，我的遍布于大江南北的、美丽而圣洁的“绿化树”啊！（《绿化树》）
　　
　　在走上红地毯的主人公那里，“人民”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汇入历史的潮流，在“民族”“国家”“党”的话语中，获得了与“仁人志士”“革命先辈”“烈士”同样的意义和价值。在情感真挚的自我陈说中，叙述者（主人公）为自己的政治地位、身份和才能赋予了充分的道义性、合理性，从而真正确立了其历史主体的地位。海喜喜、马缨花、谢队长等在帮助章永璘完成历史主体的再塑以后，先后退出了主人公视线而由后者来对他们进行本质性的命名。和其他“归来”“知青”小说一样，在具体文本中朦胧模糊的底层劳人形象得到了清晰却抽象的表达，其间的强力乃至粗暴色彩既凸显于对他们“美丽而圣洁”的本质认定，凸显于对其艰难生存和痛苦心境的缺乏揭示而着重于某种乐观的允诺——“我们企盼过的，我们应允过的，我们拖欠过的，我们损害过的，我们要渐渐地兑现了”（《蝴蝶》）。在张承志那里，这种因着力于自我崇高主体（“干部”“知识分子”“知青”）塑造而在不同程度上被忽视的底层民众的贫穷，甚至成为“美丽”和“圣洁”名词，成为鉴别、评判“人民”的标准。在“如今是人民堕落的新时代”[25]里，这种对“人民”神圣化、同质化的界定，显示出过于膨胀的主体在审视自我和反思“人民”  上的欠缺。“人民”一词所蕴含的暴力性和易被利用性，在“十七年”“文革”以后，又一次得以明确的显现。由此可以看出，“新时期”初期小说来说的启蒙叙事在人道话语与人民话语之间对立而又融合的胶着中，呈现出了易被忽视的复杂形态和内涵。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一般项目《近30年中国作家的自我认同及其叙事表征》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CWXJ11）
　　
　　注释：
　　[1]蒋子龙：《谁的心里不鸣奏着生活的交响曲》，载蒋子龙：《不惑文谈》第8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2]刘心武：《唤起人心中的良知》，载洁泯主编：《当代中国作家百人传》第90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3]王蒙：《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载王蒙：《漫话小说创作》第51-5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4]参看冯牧：《对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兼谈革命作家的庄严职责》，载冯牧：《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这是王蒙复出后一次谈话的内容，转引自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第99-100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李国文：《作家的心和大地的脉搏——关于创作的一点感想》，载李犁耘、吴怀斌编：《中青年作家谈创作》（上）第329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7]李国文：《谈长篇小说》，载秦牧等：《当代作家谈创作》第21页，孟繁华汇编，[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8]鲁彦周：《我的上帝是人民》，载洁泯主编：《当代中国作家百人传》第339页，[北京]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9]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0][美]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载孔书玉译，朱史校，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第17-2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12][13]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215、107-10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14][16][20][21][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第79-127、175、75、76页，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5]韦君宜1917年生，18岁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大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奔赴延安，参加过土改，担任过区委委员、中央党校干事等职务，“文革”中被批斗，后下放干校。高晓声1928年生，1951年开始发表小说，1954年因发表反映新婚姻法的小说引起文坛注意，1957年被划为“右派”，被遣返家乡务农长达二十余年。李国文1930年生，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至1979年在铁路工地劳动二十余年。邓友梅1931年生，1934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参加新四军，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划为“右派”，从事体力劳动长达二十余年。张贤亮1936年生，1957年因《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在农场被劳改、管制、群专、监押长达二十二年之久，期间曾过流浪和乞讨生活。王蒙1934年生，少年时代想当一个职业革命家，1948年在中学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50年代从事共青团工作，当过区和厂里的书记，曾进中央团校专门学习政治理论，1956年因《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受到批判，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3年下放新疆伊犁，1965年起在伊犁农村劳动六年。刘绍棠1936年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加入中国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先在京郊铁路工地和水利工地劳动，后回乡当社员。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