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已不光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除了在经济发展速度和由此带来的国际影响上见高低，发展方式也在国外引起连锁反应。拿威权主义来说，在一些国家如印度和美国，发展和建设就处处受到民意和人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最新的例子如建造高速铁路。奥巴马很难在国内铺开修建，即使准备给有关的州提供财政优惠也不行。拿低人权来说，中国的低人权换来产品的低成本，东西卖到外国很便宜。这使外国的消费者得利，却加重了外国工人的失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工会组织劳联和产联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大好。它们从一开始就反共。而越是发达国家，共产党就越是发展不起来。拿高消耗来说，我们对进口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大，在全世界找能源。这对能源生产国和进口国以及对全球环境的直接影响，更不用多说了。
　　我们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两个良好的外部条件。一个是我们的经济起飞正好碰上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就是它们的产业大升级大转移的机遇；一个是二战后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建立起来的经济秩序比较完整也比较合理。我们可以利用世界上已经普及的高科技和现成的国际经济秩序。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产业的大升级和大转移。人们日常用的一些东西，它们在国内已经不大生产了，需要在国外找地方生产，我们正好接过来。例如它们减少钢铁生产，这就使我们生产的钢年产量达到六亿吨。家电，它们减少生产，我们就增加生产。一些小东小西，什么玩具、鞋子、袜子、打火机、纽扣，我们更是全揽了过来。据说全世界的打火机，95%是我们浙江温州生产的。纽扣更是由我们全包了。浙江义乌有全世界最大的纽扣批发点。
　　在这里可以专门谈一下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看法。中国一直对自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没有多少发言权有意见，认为应该有所作为，予以纠正。邓小平1990年提出，应该在联合国提出议案，要求建立提高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实这并不现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等于一个股份公司。一国的发言权取决于它的投资数额，而且原有秩序还是比较公正和比较合理的。
　　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签订的《大西洋宪章》和1946年有我国参与制定的《联合国宪章》，不仅说明二战的民主性质，也推进了二战后世界的市场化和包括殖民地独立在内的民主化潮流。二战后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在贷款、援助和贸易等方面，都对发展中国家规定有诸多优惠条件。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最近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贸易机构里的发言权已经增加，发达国家甚至担心我国在制定国际规则上所能发挥的作用过大。但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地位继续坚持不放，就是因为这类国家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是占便宜的。
　　
　　对时代特征认识的不足影响到拨乱反正的不彻底
　　
　　认识不足表现在：
　　1.没有把改变时代判断同战略与政策调整联系起来。这一点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时代问题是马列主义第一课。1984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世界问题。1987年十三大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1992年十四大和1997年十五大提出是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但是一直没有承认时代本身就是和平与发展。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前沿》曾发表文章指出，没有内容的时代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主题和特征就是时代本身。
　　2.把和平限于东西问题，发展限于南北问题，这是邓小平多次讲到的。其实和平不只是东西问题，发展也不只是南北问题，两者都是世界性问题。东西问题指的是世界格局，而决定世界格局的是时代。当时谈到东西方对峙的格局，主要同大战危险、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问题连在一起。南北也是全世界的发展问题。邓小平过分强调北方对南方的依赖，说过：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穷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其实，率领发展的不是发展中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而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能跟上发达国家就不错，超过当然更好。只是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拿生产力来说，美国的比尔·盖茨的企业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恐怕是无法否认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超过？
　　3.说“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在理论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如果认定战争危险主要来自苏联霸权主义，那么，苏联解体后和平问题算不算解决了？发展问题，怎样才算解决？理论是起指导作用的，“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个提法影响到理论的系统性和彻底性。认识往往落后于实践，但理论应该走在前面、而不断经受实践的考验，这不能全怪邓小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了《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6]一书，只是这本书有一节既以“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这个提法为标题，又在文内说明问题已经解决。这只能让人越读越糊涂。该书第34-35页里有一句话：“显然，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归根到底是要缓和因美苏争霸而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消除因两霸对抗而产生的战争威胁。”出书时，世界上早已只剩下了美国一霸，两霸对抗业已过去，和平问题岂非已经解决？指出标题和内容打架，绝不是挑剔。现在大学里的政治课不是叫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吗？其中必然涉及时代问题。问题弄不清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影响到如何总结过去和规划未来，妨碍吸取教训。（未完待续）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1980年7月7日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载《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65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96页，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4]见周天勇刊登在2008年8月25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的文章。
　　[5]朱良：《十一届三中全后对外政策的调整》，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
　　[6]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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