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头三十年正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机遇期，但被错误的时代判断白白丢掉了。同主张和平发展的国家如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相比，我们似乎是在对着干。人家着重发展生产力，我们着重阶级斗争；人家以对外开放立国，我们坚持闭关自守；人家重视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我们摧残教育、轻视知识；人家搞民主改革，我们加强专政……结果是人家各个方面都有飞跃发展，我们在不少方面却倒退了。最显著的是人民生活。例如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就比还在打仗的1949年分别降低了18公斤和0.2公斤。粮食消费减少18公斤是个什么概念呢？以我个人1960年下放安徽的粮食消费水平为例，当时每月定量是12斤原粮。在当地就是没有加过工的玉米，每天平均4两。把这4两玉米磨成粉，分两顿吃，每人每顿只能领到一大勺稀糊糊。这样吃下来，不到一个月，我就得了浮肿病。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前后对比，情况确实是倒退。
　　194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四十位，1978年下降到排在倒数第二位，只有印度人均的三分之二。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第一百七十位之下[4]。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了差不多十年的日本研究所所长。拿我们同日本比，二战后它比我们困难的多。二战刚结束时，经过美国的大轰炸，日本当时的困难和我们三年困难时期也差不多。邓小平说，一直到1960年，日本还和我们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据世界银行统计，1955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4.7%，日本为2.4%；1980年，中国降到2.5%，日本则上升到9.5%（据官方统计：中国1960年占4.6%，1978年为1.8%）。不但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就是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的差距，我们也是越拉越大。
　　2.政治上瞎折腾使中国人民受尽折磨。整个看来，搞政治运动都是不对的。人家在社会发展上是一步上一个台阶，我们则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们过去搞的运动，很少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有些属于必要，但也错误严重，如解放初期的镇反，搞错的起码在三分之二；土改，何必一定要斗争地主富农并影响他们的子孙后代？后来的反胡风、肃反（在知识分子中被整肃的比例超过总数的5%）。反右派，一下子把知识分子打压下去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对生产和环境造成的大破坏超过文化大革命。中国舆论和当代史对反右倾重视不够。其实，无论从规模、声势还是后果看，反右倾都比反右派厉害得多，上自中央下至生产队都被卷了进去。有些地方上的领导，如四川的李井泉，援用反右派运动的“引蛇出洞”，这次采取了“钓鱼”的办法。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他故意先把彭德怀的讲话拿出来而不说彭已遭到整肃，结果同意彭德怀观点的干部就顺理成章地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倾运动造成全国饿死三四千万人，光四川一个省就饿死一千二百万人。当时既不开仓济贫，还不准逃荒。有的因逃荒或偷吃东西而被打死。在和平时期饿死那么多人，为人类历史上所罕见，古今中外都没有过先例。死去的冤魂至今没有得到安抚，三年的人为灾难往往还是被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这就等于把反右倾运动的严重后果一笔勾销。
　3.文化教育上的优良传统丧失殆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头三十年的文化教育实在损失太大。对一切优良传统都有所摧残和破坏。最为严重的是道德败坏，全民说谎。庐山会议的参加者全都是党内精英。大多数都认为“大跃进”出了问题，应该反“左”；可是毛泽东一转，全都跟着反右了。反右倾后全国死水一潭，万马齐喑。最后引发为畸形的文化大革命。
　　三十年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原来的大师级人才则没有写出大师级的作品。曹禺二十几岁写出《雷雨》，解放后就不行了。郭沫若早年写出大批成功的作品，“文革”时自己说是“犯了罪”，应该一把火烧掉。只有老舍解放后写的话剧《茶馆》可说是一个例外。总而言之，我们等于耽误了三十年。近二三十年来一直讲我们面临着二十年的机遇期。这是没有根据的。对于过去错过了二战后黄金机遇期的三十年，似乎视而不见。总是讲头三十年的好事，两弹一星等等，不讲饿死人和整错人，其实这是犯了路线错误的三十年。为了今后的发展，非常需要认真总结和吸取教训。
　　
　　第六讲 对时代特征判断的拨乱反正
　　
　　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有个过程
　　
　　人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践。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对一些根本性问题有了根本性的认识，总是在多次初步认识之后。这是哲学上认识论的一般规律。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被擒，“文革”宣告结束。三者其实是一回事，从历史意义上讲没有多大区别。当时全国从老百姓一直到中央领导，一致要求改弦更张，但也有求稳怕乱的想法。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一元化领导，谁是第一把手就是谁说了算。以前是毛泽东，“文革”后有两年是华国锋，后来就是邓小平了。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一点上中央领导层比较快地达成了一致。从华国锋开始，已经既抓建设也抓开放。他提出要引进外国技术，要搞十个大庆，还派人到多个国家去考察。后来这些被批评为搞“洋跃进”，是不对的。只是他不够全面，没有脱离“两个凡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被确定为长远国策。
　　但是，在时代特征的认识和判断上并没有及时转变过来，有好几年还在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特征的判断。对时代特征没有一致的看法，就很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不要继续准备打仗？还要不要继续推行世界革命、支援东南亚共产党？还都是问题。由于对外口径要同中央保持一致，我们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行对外学术交流时就很被动。我们要求美国不要同苏联谋求缓和，要日本猛增军费，批判主张对苏联搞缓和的所谓索南费尔特主义。我们的这些主张，外国人不能理解。几乎是，全世界要缓和，我们要紧张；人家要和平，我们要备战。这能不落下个好战之名？
　　在中央领导人之间，看法并不完全一样，有的转变看法早一些，有的晚一些。对于以往过高估计战争的可能性，当时学界很多人也提出意见，说世界上好多人都在讲和平有望，我们还老讲战争不可避免，影响不大好。“文革”结束后不久成为实际一把手的邓小平，他的认识对全党起决定性作用。他不点头，别人有不同的认识不起作用。邓小平有七八年都认为战争只能推迟，不可避免。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