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18日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说：“战争威胁确确实实在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要采取‘一条线’思想……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胡耀邦前一天在这个会议上讲了另一套意见。胡耀邦说：“苏联统治集团反华，二十年来亡我之心不死，但不等于他要搞亡我之战。他要搞对华战争，进行亡华之战，我觉得不容易。他的决心不容易下。”这表明，胡耀邦在看法上已经有些变化了。邓小平显然是看到了会议简报，决定出来批驳。
　　1980年代初，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曾组织撰写和上呈六篇关于国际形势的内部《讨论稿》，其中有一篇认为和平可能维护，不宜再提战争不可避免。当时他拉我参与其事，所以我了解点情况。邓小平和李一氓长征时曾一起住在一间屋子里，早就比较熟悉。在一次研究这些《讨论稿》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就说：“你这个一氓呀，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呢？”李一氓受到了批评。只是那时的批评都比较客气。
　　邓小平继续讲了几年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只不过推迟的时间，开始时说是十年，后来是二十年，再后来是更长时间。不讲持久和平，而继续说战争不可避免并没有根据。从二战后到那时，已经有三四十年没有再打过世界大战了。
　　战争只能推迟不能避免的认识引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要大搞建设，另一方面又要准备有朝一日来个打仗大破坏。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主要领导人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是抱着在苏修和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疑虑下，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就不可能集中全力，实现快速增长。也不可能大刀阔斧地做出一些必要的决策，例如调整只适合备战经济的产业部署。当时在经济建设上占上风的是陈云的思想。他提出鸟笼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
　　在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上，邓小平也没有立即转过来。1978年3月31日，他在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还说：“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5]
　　三中全会后过了四五年，邓小平看出新的时代特征。80年代中期，随着思想的大转变，更是大放手、大发展。在对时代特征有了明确认识之后，上世纪90年代才突破鸟笼经济，提出市场导向。之后这二十年，中国经济大翻身，从此进入高速增长轨道。由此可见，对时代特征的认识绝非小事，而是非常重要。
　　从公元前后也就是我国的秦汉时期一直到世界进入20世纪前，也就是我国的清朝末年，中国经济一直发展得非常慢。我国有些地方，像独轮车、木犁、纺车这类生产工具，一直到不久以前用的还是汉朝制式。当然，在这段时期，全世界的经济也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全世界经济只翻了一番。而中国最近这二三十年的成就竟然超越了以前的二百年甚至二千年。
　　
　　邓小平对时代特征的探索和认定
　　
　　邓小平以亲身体会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人民的贫穷，使他早就有把经济搞上去的主张。他在“文革”前就同毛泽东的意见相左。毛泽东还在坚持三面红旗时，他在1960年就提出过“猫论”：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意思是，当时民众吃不饱饭。只要能吃饱，用什么办法都行。1975年第二次出山，他已决心改变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成为核心领导人之后，他根据国内实际和外国的情况，在华国锋打开国门的基础上发动出国考察。他也注意集思广益。在国内，也不能说他完全不听胡耀邦、李一氓以及我们这些小喽啰们提出的一些意见。在国外，他看重日本的经验，注意向李光耀请教。
　　到1984年、1985年，邓小平认识到了要改变对时代特征，也就是改变对战争与革命的判断。不然我们在国际上很孤立，对外进行学术交流也难办，一些问题总是说不到一起也不好。比如人家重视苏联谋求缓和，我们却大批苏联是战争策源地，批它的南下战略。二战后日本政府规定军费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我们却希望它增加军费。伍修权公开讲，希望起码达到3%（后来我们又改口说不能超过1%了）。
　　邓小平有个习惯：一些大的问题，往往先和外国人谈。提出二十年内产值翻番和分三步走的战略，就是先同日本人谈的。关于时代特征的判断也是这样。1984年10月10日，他和德国客人谈到，对战争的看法有变化。过了二十天，邓小平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说：“没有这个判断（即改变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对时代判断的正式宣示，是1985年3月4日向日本友人提出：“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过了三个月，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主要谈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重要转变。第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是改变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
从此就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解决了理论与思想认识上的前提。决定在国内推行市场化、在国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这都是因为对时代问题有了正确的判断。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市场化。我们在1992年才正式提出搞市场化。尽管进展慢、不完整、有缺陷，但终究进入市场化进程了。现在的问题是，还存在国有企业的垄断，国家调控也过多，权力过于集中等，这都不符合市场化的发展。因此，至今承认我们的市场化地位的多是些小国，美欧各国还不承认，动辄在进口上对我们征收惩罚性关税。在和平环境下，市场化不光是个认识问题，而是有一大套，绝不只指在街上买卖东西这一类简单行为。
　　中国选择市场化发展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高速发展。除了时代问题判断的前提，还离不开中国特有的内部条件。一个是中国实行威权主义。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下，只要中央下决心，就能够办成大事。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威权主义、垂直体系是有一定作用的。此外，我们还靠低人权、高投资和高消耗。中国的高速发展要归功于农民工。举办奥运会，靠大批农民工进行各个场馆的建设；建成后，就把农民工统统赶走。中国人吃苦耐劳，在工资问题上又处于无法讨价还价的地位。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创造了独特奇迹的中国模式。我们要严防胜利冲昏头脑。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