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到二战结束，共产国际主张建立并巩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二战后期和二战后的头一两年，斯大林主要考虑的也是维系并加强和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同盟关系。他提出“联合政府”政策，主张共产党放下武器，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以合法身份进入议会和政府。这符合时代主题将随着二战结束而开始发生转变的趋势。斯大林当时并没有错。譬如，戴高乐是反法西斯英雄，法共要是起来反对戴高乐，哪儿能不遭到法国和世界人民的反对呢？二战后世界上是否存在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答案是否定的。战后，发达国家致力于维护和平局面、恢复和发展本国和世界经济、在政治上推进战败国的民主改造和自身的民主改革。它们因此进入了一长段黄金发展时期。在这些国家搞无产阶级革命缺乏条件，硬要去搞，必定失败。尽管法共和意共这两个大党在二战中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影响很大，但它们在战后都不可能上台掌权。连铁托在这个问题上也犯过错误。铁托曾批评法共和意共“右”了，说它们不应该交出武器并参加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政府。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对这两个党也有过类似的批评。这种批评看来就是出于对时代的错误判断。当时的这种判断直到现在仍然留有回响。例如学术界就有一种意见，说法共和意共的“错误”是由当时斯大林奉行“联合政府”这个国际战略造成的。法共和意共当时的做法，确实是斯大林的主张。至于斯大林自己不久之后变了，主张还是要搞世界革命，那是后来的事。法共意共后来党员人数越来越少，影响越来越小，恰恰不是因为它们“右”，相反，而是它们还是太“左”。这是国际共运的通病。
中国对时代的判断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直接从马克思那里而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毛泽东是真诚的列宁、斯大林主义者，还因为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和为人正好适合毛泽东的理想和个性。毛泽东不大喜欢和平，很少讲和平。他基本上不主张和平共处，有一次提到，也是说：和平共处就是冷战共处。他坚信列宁关于时代的判断，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前引《新民主主义论》上的断言和过头预测已经说明问题。他说，民族民主革命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二战结束之初，当时世界还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特别突出。毛泽东那时的判断合乎实际，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就在那时，他已有过“左”的苗头。例如1947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认为革命力量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苏联超过了美国的力量。他准备和苏联分工搞世界革命了。列宁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的含义就是搞世界革命。所以就有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和斯大林谈的话。斯大林说：“希望中国今后多负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收。”[3]这绝不是说说而已，以后就是真的管起来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头几年，毛泽东还听从斯大林的意见，对于战争与革命的估计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要打，也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就是这样说的。因此这段时期他放手打内战，接着又打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后，本来应该立即对内集中搞经济建设，对外打开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对内接着搞继续革命，对外支援世界革命。在国内继续革命，就是不断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改变生产关系，搞穷过渡，从强迫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向共产主义过渡。支援世界革命，几乎在亚、非、拉遍地开花，而把重点放在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后来的柬埔寨身上。我们为各国革命力量提供了大批各种无偿援助，包括在中国为他们开办各种训练班，花的钱真是不少。结果是到处树敌，弄得我们在国际上很孤立。
　　研究时代和国际形势，必须同研究国内形势连在一起。在中国，对内对外路线一直紧密相联。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对外打倒帝、修、反，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指发展中国家的当权派），就是同一条路线的内外两面。例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就与中苏关系恶化直接相关。彭德怀在会上的发言和给毛泽东写的信，内容并没有错，语气也很温和。但是毛泽东认定，彭德怀、张闻天不仅在三面红旗问题上错了（因此把他们打成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说他们还同苏联勾结到一起，有“里通外国”问题。会议从原来反“左”转到反右。到1962年，更进一步突出他们的“里通外国”问题。正是在这个期间，中苏关系越来越坏。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和来访的赫鲁晓夫大吵，直接给他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赫鲁晓夫也怒不可遏。到1962年，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国内和国际上进一步同时拧紧阶级斗争这根弦。1965年9月29日，陈毅把毛主席内部讲话拿了出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叫板：让美国、苏联、日本、印度都来，干脆打完了仗再建设。“文革”开始，对内是全面内战，对外则是没有根据地提出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因此要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建设大小三线，要全民皆兵，准备打仗。后来进一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使得全国都处于临战状态。
　　加强对内对外阶级斗争的后果，是把中国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现在应该总结经验教训，要看到建国以来所取得的胜利，更不能忘记大量民众无辜受到伤害以致丧失生命。不能采取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算了的态度。
　　
　　错误的时代判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错误判断引起穷折腾，人民跟着倒大霉。既然是集中力量搞阶级斗争和备战、支援世界革命，自然就顾不上经济文化建设，而且造成巨大浪费。所以邓小平在1988年6月3日的一篇讲话中说：“我们从1957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二十年‘左’的错误，表现在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改善。”既然如此，还谈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
　　造成的损失，兹列举以下几点：
　　1.经济没有发展，相对说来反而有所倒退。建国后头三十年，当然也取得一些成就，例如，一是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二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三是发射了两弹一星，等等。但总的说来，由于路线错了，所得到的更多只能是沉痛的教训。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