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的根源在于国家本身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有维持自身利益的内在诉求，比如秩序，而对秩序的威胁既可能来自支配阶级，又可能来自被支配阶级。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国家的第二项基本任务是在国际竞争中争取优势。“实际上，一个国家卷入一个国际国家网络，正是这个国家在行动上具有潜在自主性的基础。”〔35〕国际竞争的压力会促使国家采取与支配阶级基本利益相互冲突甚至背道而驰的政策，例如国家可能因军事冒险或在国际竞争压力下进行改革而损害支配阶级的根本利益。国家处于国内政治秩序与国际竞争的交接点上，在此基础上才能理解国家之所以会采取自主性行动。
　　自主性国家行动并不一定是公正无私的，所有国家行动必然促进某些社会利益而损害其他社会利益（即使没有社会利益集团来促使国家行动），甚至直接服务于强化国家官员群体的权力。超越于社会之上的国家自主性毕竟是存在的。同时，“国家自主性并非是政府的固定结构特征，它可以存在也可以消失。”〔36〕特别是暴力组织与行政组织发生变革时，其内部结构及其与社会团体和代议部门的关系也将发生变动，从而导致国家自主性的变动。正因为如此，对国家自主性的考察必须置于历史研究中，关注政体的结构变化及相关变革。
　　沿着国家自主性的思路，通过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我们的结论是，国家自主性的有无以及国家自主性的公正性属性，决定了现代国家成长的成败得失。〔37〕也就是说，不是社会本身，而是国家本身以及由国家所塑造的国家社会关系，决定了一个国家成长的状况。
　　比较制度分析之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如果说国家自主性理论只是强调的国家本身的利益、目的，那么政治制度分析则是讲国家以及其行为体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治制度本身对政治行为体的影响以及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博弈方式和博弈结局。如前所述，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政治制度是社会力量行动的前提性条件。
　　政治制度是经济增长与国家兴衰的关键性环境，这是对西方国家制度变迁规律的一般性总结。〔38〕而在以后的争霸战争中，英国所以战胜法国而成为“日不落帝国”，就是“光荣革命”的结果。政治制度在一直具有自治传统和商业力量强大的西方国家尚且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权力宰制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呢？1500年是人类文明的分水岭，中国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失败。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不能演变为资本主义组织体系？就是因为政治制度。在专制权力宰制一切的社会里，依靠生产力的自然发展，很难形成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并进而演进为新的社会形态。明清之际权力对商业的掠夺以及由此引发的民变，经典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而不发”的过程和根本原因。〔39〕
　　东西方的制度变迁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就是政治的重要性。过去，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制度变迁和政治发展看成是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政治总是被当作一种被解释变量。如果说经济学家这样认识因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还可以理解，那么政治学家的这种思维就值得反思了，因为从古希腊到近代，政治学的传统一直是国家中心主义，政治学就是关于政体的学说，传统政治学关于国家兴衰的认识大都是从政治制度角度开始的。
　　20世纪50－70年代的比较现代化研究同样坚持政治的重要性甚至决定性作用。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则更加注重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认为权威和秩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40〕因此，有人把亨廷顿视为当代“新国家主义”的奠基人。〔41〕
　　有意思的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也反应在政治哲学中。被视为政治哲学经典之作的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主题就是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基本结构的主要因素就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中得以经典说明。第一个原则是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的政治原则，公民的自由应该是平等的，因为一个正义社会中的公民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第一原则被称为最大均等自由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适用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经济原则与社会原则，其中(a)部分叫作差异原则，(b)部分则叫作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一般统称第二原则为差异原则。两大原则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罗尔斯提出了两大原则之间的字典式秩序关系（lexical order），即第一原则比第二原则具有优先性，当第一个原则没有被满足之前，我们不能去满足第二原则。〔42〕由此可见政治的主导性价值。
　　为什么那么多学说和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坚信政治的重要性甚至是决定性？一个不用过多解释的基本常识是，如果说国家大系统是一个同心圆，从核心到外围应该依次是政治圆、经济圆、社会圆以及历史文化圆。政治圆的运转固然要适应历史文化等外围圆，但是最核心的层次怎么可能总是一个被解释的变量呢？虽然政治体系的设置和运转要与环境即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相适应，但是这种适应绝不是简单的被动关系，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是政治本身在决定着经济体系的状况和运转。〔43〕
　　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我认为，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经济发展最终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的样式；但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政治的样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对此，罗荣渠先生指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一直是非常薄弱的，而在复杂的历史中，非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绝不是仅仅用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可以概括的。”〔44〕
　　政治制度与人们的利益偏好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看来，即使在西方国家，政党制度也非常重要，更不必说宪政体制了。第一，一国的政党体制限制着选民表达意愿的能力，要想改变这样的现状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第二，政党组织特定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身份认同，将组织现在的活动和过去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将领导者和追随者联系起来。换言之，政治体制不仅可能构成硬性制度上的限制，也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制约人的行为。第三，现有的政党体制还会限制新的政治联盟的出现，定期的选举活动使政府为了再次赢得选举往往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为了实施经济政策不得不和生产者结成联盟；一方面为了选举的胜利又不得不考虑和选民的联盟。而这两种联盟的基础几乎是不相一致的，难免会起冲突。就福利制度来说，由于政治体制本身的黏性，战后福利制度的调整也就意味着“对战后社会契约的条款进行重新谈判、重组及现代化，而不是令其解体”〔45〕，因而我们会发现，英、法、美等国的“福利制度（虽）面临严重的压力，但同时又继续得到深刻的政治性支持”。〔46〕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政策的制定者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创新中很难突破政治体制的界限。一方面政治体制为各种政治管理、经济政策调整提供了制度框架，保证行为者有规可循；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一定的偏见和保守性。对于政策变革、制度变迁来说，政治体制所提供的并不是必然的支持和配合，即便集权型政府，如撒切尔政府，也难以对既有政治体制大动干戈。但这并不等于说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体制排斥、抵制制度和政策变迁，而是主张改革者寻找一种中间式或渐进性政策反应。〔47〕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是分析制度变迁和公共政策的一个前提性变量，仅看到行为人偏好集合的重要性（社会中心主义）而无视政治制度这个前提的研究，是无经验支撑的，也就没什么价值。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