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开始以立法的形式规制大企业，即著名的反托拉斯法，而国家作用的转折点则是美国政府应对“大危机”。如果美国在1930年代继续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美国就不可能那么快地从“大危机”中恢复过来，而以国家干预为主导的罗斯福“新政”根本性地改变着美国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制于利益集团的经济政策，也经常性地为国家所改变。到了19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和强制性地关闭煤矿的做法、美国里根总统减少社会福利和经济私有化的做法，尽管在两国招致一波又一波的罢工和抗议，最后胜利的是政府，而不是社会。
　　其实，国家理论早已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意味着国家作用的加强。英美经验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第一，在国家建设的初期，现代化的主力军貌似是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曾一度主导着制度变迁和国家的形成，其实社会也只不过是既定宪制下的社会而已。第二，在民族国家壮大的过程中，社会一方面固守着自己的传统领域，并尽可能地影响政府的政策。但是国家成长必然带来管理职能的增加和扩张，而新生的职能则主要由国家来履行。国家职能扩大的必然性，以及国家与生俱来的暴力潜能，决定着国家在履行管理职能的过程中改变着社会，甚至型塑着社会团体。英美模式也不例外。但是，思想家们主要是基于英美早期的部分经验而创造了主宰后人思维方式的社会中心主义的理论谱系。
　　理论需要正本清源。我认为，梳理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制度学派，有助于基于英美完整、真实的经验而建构一套更加均衡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体系。
　　2.比较政治经济学派：为“国家”正名，为“社会”祛魅
　　在社会中心主义那里，好事都是社会做的，坏事都是国家干的。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比较政治经济学派则试图为“国家”正名，为“社会”祛魅。
　　波兰尼认为，在19世纪之前，经济关系一直都是附属于社会关系的，即经济是“嵌入”社会之中的。与历史上将经济附属于社会的常规模式不同，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要求社会从属于市场的逻辑。波兰尼强调，由于市场的“脱嵌”而导致的快速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带来灾难。 这是因为快速的转型破坏了旧有的应对机制和旧有的安全网，但在新的应对机制发展出来之前，它已经产生了这方面的需要。不受约束的或失控的市场社会不仅导致社会内部的灾难，还进而带来全人类的灾难。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罪恶莫过于两次世界大战，而两次大战都是因为市场力量“脱嵌”即脱离了国家政治-社会的经济力量，把人类带进了战争的深渊。波兰尼追溯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崩溃的根源，并且表明，导致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乃是以市场自由主义为基础组织全球经济这种企图的直接后果。第二次“大转变”（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大转变”（市场自由主义）的一个后果。〔26〕波兰尼从国际金本位制、自由调节的市场、自由主义三个相互关联的角度，考察市场社会中链条的断裂，特别是金本位制的失败所导致的一次又一次的人类灾难。
　　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就在于在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让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就位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理念付诸实施。 “正如大约70年前布尔什维克推行了一次快速社会转型一样，现在新自由主义者在强制推行另一场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快速社会转型。”〔27〕
　　如果说波兰尼为我们破除了对“社会”的迷信，格申克龙则从比较经济史的视角确立了国家的地位，为国家恢复了名分。格申克龙创造性地提出了“落后的优势”理论，比较分析了早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国家建设中的不同要素。“恰恰因为其落后，落后国家的发展可能在几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显示出与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倾向。”〔28〕“一个国家越落后，它的工业化就越可能在某种有组织的指导下进行，依据其落后程度的不同，这种指导的中心可能是投资银行，在国家庇护下的投资银行的活动，或者是官僚机构的控制。这样看来，欧洲的工业史似乎就不再是一系列对于最初的、工业化的单纯重复了，而是一种逐渐地与那个初始工业化相偏离的有序的体系。”〔29〕一句话，一国的经济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增加新生工业部门资本供给中的作用就越大。与此相伴，越是发展序列上的后发国家，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就越重要，越明显。“在研究欧洲大多数国家快速的初始工业化时期当中，人们发现，并不难识别某些帮助促进发展进程的特殊的工业化意识形态：英格兰的自由主义，法国的圣西门主义，德国的国家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某种功能，并且发挥得相当好。”〔30〕也就是说，国家的作用需要合法性论证，而最好的根据则是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
除了这些经典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以外，新近翻译过来的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验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31〕对我们重新认识、甚至颠覆过去我们关于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看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研究似乎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市场是危机制造者，国家是危机拯救者，不同国家的不同制度具有应对危机的不同能力；而后发国家的成败则完全取决于国家本身的愿望与能力。
　　3.历史制度学派
　　如果说比较政治学派为国家恢复了名誉和地位，历史制度学派则从比较政治发展和国家-社会关系出发，一是强调国家自主性，“把国家带回来”，有“回归国家学派”之称，二是重新强调政治和制度的重要性，形成了比较制度分析路径。
　　回归国家学派之国家自主性。国家自主性理论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新马克思主义都有国家自主性思想，但是把国家置于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流位置的还要归功于历史制度学派。
　　斯考切波在系统进行比较革命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流行的 “一般性”理论〔32〕，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忽视了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这种推理思考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个假设，即政治结构和政治斗争总是能够设法（或至少‘最终’）归结为社会经济力量及其冲突。国家仅仅被看作是一个争夺基本社会和经济利益的舞台。”〔33〕这些理论“都不把国家看成一种自主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其利益并不一定与社会支配阶级或政体中全部成员团体的利益相同或融为一体。按照这种理论的推衍，实际上甚至不可能提出下述可能性，即在现有支配阶级或团体与国家统治者之间有可能产生根本利益冲突。”〔34〕这种社会中心主义取向正是这些理论在解释革命时的不足所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