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是我国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而作为
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一系列与百姓生活、社 会伦理密切相关的亲属立法，“习惯”成为其立法 渊源更是必需且必要。纵观我国婚姻法的立法演 变，从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到2001年婚 姻法修正案，对禁婚血亲的逐步限制，对结婚条件 的渐趋严格，对妇女、儿童权利的倾斜保护，对亲 属范围的逐步扩张，对早婚、早育、多育的渐进缩 紧，无不体现了立法者对国家大部分区域所盛行 的民族习惯的全面把握与改良性指引。按照我国 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 状况，以及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 制度。立法者在进行统一法律编纂时，通常以忽略 局部差异的一般状况(大规模汉族区域的一般习 惯)为着力点，通过统一法制或者基本国策的制定 来达致法律调控婚姻家庭所设定的目标。也就是 说，在婚姻立法及完善的过程中，会有以下的逻辑 顺序：1)按照国家现阶段一般经济、文化发展现 状，人El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各自的增长率以及 相互之间的比率，参照立法者认同的被公认既符 合科学文明发展又与国际立法相容的某种婚姻家 庭标准，设定一个较理想的法律目标；2)对我国一
般地区盛行的婚姻家庭风俗进行深人的调研、把
握；3)对比研究法律目标与一般地区婚姻家庭风 俗的差异或距离；4)根据习惯风俗的深入程度、与 法律目标的差距大小，以统一立法的形式分别作 出纳人统一法律、改良习惯甚至完全摒弃的不同 处理；5)不断适应新的经济文化情况，进行日益接 近法律目标的立法或司法活动，以一种不断促使 守法主体朝着靠近立法目标的方向对自己行为作 出选择的潜在力量，渐进式地移风易俗；6)新形成 的民众习惯以同样的方式再次影响着立法者对法 律目标的选择以及对立法本身的改善或扬弃。
1949年9月颁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 领》中对婚姻立法目标有这样的阐述，“中华人民 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 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 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①立法者 在上世纪50年代通过立法、司法、普法等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法律链条，贯彻废旧立新的家庭革命 目标，归纳提示了法律拟改进的“一般民族婚姻家 庭习惯”，或者说欲通过统一法律的指引要达到 “移风易俗”的“改良对象”，如包办买卖婚姻、婚 姻不自由、一夫多妻、早婚早育、男女不平等、封建
家长制(妇女、子女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到
1980年，根据我国人口再生产状况同经济、资源现 状严重不协调的社会现实，又在以上拟改良的“民 族婚姻家庭习惯”中增加了“多子多福”，开始在
1980年婚姻法中推行“计划生育”原则；在进一步 提高人口素质的目标下，80年婚姻法非常明确地 禁止了流行于汉族及其它多个民族的“中表婚”风 俗，配合计划生育以及50年婚姻法对“早婚早育” 的初步限制，确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为“男22周 岁，女20周岁”。对于与汉族有不同婚姻家庭发展 状况的少数民族地区，80年婚姻法第一次试图摆脱
50年婚姻法所承继革命根据地时期婚姻条例的“革 命浪漫主义”，开始更多地考虑传统、习俗，立足于 历史和现实，而不是仅仅把婚姻法当作出自“社会 主义政治信念”“理想生活方式”的“宣言书”和“好 教材”，⋯由此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机关以婚姻 法变通或补充权力的条文也应运而生。
1980年婚姻法第36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可以依据本 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 定某些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0   992001年婚姻法修正 案第50条再次对民族自治地方婚姻法变通规定 作了重申。1980年婚姻法实施后数年内，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就分别制 定了婚姻法变通规定或补充规定∞。立法措辞上 的“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阐发为法律 理论的表达则应是“民族习惯法”。作为一个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婚姻立法， 是否基本把握住了“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 况”即“变迁中的民族习惯法”，或者说，经过了上 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以来二十余年时间的磨合、 迁延、冲突抑或调试，在统一婚姻法④再次修正的 情况下，四川藏区的婚姻法变通补充规定应否或 应该作出怎样的检视或完善，当然地成为婚姻法 如何在该区域自“国家强制”回归“民间自觉”的 重要话题。

一、问题的切入 四川藏区为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藏族人
口约120余万人，分布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 自治县以及与阿坝毗连的绵阳市平武县、北川县 的十余个藏族乡。一方面由于地域、语言文字、风 俗习惯等的不同，四川藏区群众又分为“安多”、 “康巴”、“嘉绒”、“白马”等多个分支，情况纷繁多 样；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学者所归纳的四川藏区婚
姻家庭习惯并不完全符合社会现实，或者只是一
种“文化考古”的人类学片段知识，或者是一种对 不同地区不同婚姻习惯以偏概全的不适当提炼， 又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的产物。因而，民间法学 界的讨论术语“民族习惯法”总显得语焉不详，相 比而言，婚姻法第50条所强调的“民族婚姻家庭 的具体情况”，至少在概念界定、立法范畴上更务 实、朴素且清晰。如同汉族地区有“百里不同风， 十里不同俗”之参差不齐，四川藏区要在各自治地 方范围内，通过广泛深人的田野调查把握属于本 地藏族的“民族婚姻家庭具体情况”，据此提炼出 具有一般意义的可被甄选采纳作为自治立法渊源 的“民族婚姻习惯”，也具有相当难度。
首先，承认即使同属藏族，也可能由于种种历 史的、文化的、经济的不同因素呈现出并不当然相 同的“具体情况”，即“具体情况”也有从“差异”中 提炼“一般”的必要。
其次，统一婚姻法既然格外赋予民族自治地 方根据本民族婚姻家庭具体情况予以变通及补充 规定的权力，则意味着国家立法对属于少数民族 的“民族婚姻家庭具体情况”施以了不同于汉族 “民族婚姻家庭具体情况”的法源意义：在汉族地 区，由于其人口众多、分布广泛、相对经济文化发 展水平较高，其中的“具体”就要在立法者的强力 统一下服从于“一般”，也就是对于立法者通过婚 姻法宣示的“婚姻家庭模式”，无论是否与习惯做 法抑或习俗差别甚远，必须无条件遵循，没有丝毫 “具体”可言；而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由于其“少数 民族”的特性和地位所致，立法者不得不在较高的 甚至显得过高的“目标”之下稍作通融，这种“通 融”与其说是对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习惯的格外尊 重和拔高，不如说是民族自治政策在婚姻法上的 体现。事实上，统一婚姻法的诸多规定对汉族婚 姻家庭习惯的冲击决不亚于任何一个少数民族。④ 可以说，为了实现统一婚姻法的“理想模式”，汉族 人作为没有丝毫辩驳空间的守法主体，无条件地 承载了“习惯”或“具体”的被剥夺q。(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