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人类共存，特别是它的词，是文化的活化石，是现代人通向古代文化彼岸的一叶小舟，在没有桥的地方，唯它可以通过[19]。
　　
　　具体来说，对中华民族这样古老而悠久的民族而言，先民共同的生活经验形成了民族特有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思维，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固化在早期的语言中，蕴积在词的意义里。而训诂学正是以意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传统训诂学积累了丰富的语义材料和大量正确、有效的方法，是解读文献意义的钥匙。到了20世纪，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传统训诂学实现了自己的凤凰涅槃——在西方语言学的碰撞下，训诂学清理了自己的术语体系，总结了方法论和相关原理，经历了向词汇语义学的艰难跨越。可以说，训诂学和汉语词义之间先天的血缘关系，决定了训诂学具有通过汉语词义来研究历史文化的独特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学科壁垒的存在，训诂学的这一价值并没有被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领域所充分关注。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看到，训诂学关于汉语词源、汉语词义引申的理论、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把握语言内部的、细微的、不被典籍所记载的文化信息，从而展现中华民族早期特有的文化思维和文化观念。这一工作对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不无裨益。因此，充分发掘训诂学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将其运用到历史文化研究中去，具有双重的创新意义：对训诂学而言，站在语言学的高度上深入发掘自身的传统，以此为基础来建设属于汉语自身的、科学的文化语言学，是对“训诂明然后义理明”的传统理念的新开拓；对历史文化研究而言，通过训诂学来探求中华民族的文化思维，更能开辟出全新的研究空间——黄季刚先生云：“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从本质上来说，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不是新材料的出现，而是方法论的创新！
　　
　　注释：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3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3][8]王宁：《训诂学原理》第54、105、57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
　　[4]黄易青：《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第1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5]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第13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6]章太炎：《文始》第16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第30页，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Lakoff and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1.
　　[10]根据统计，在《左传》中“壹”出现20次，“不贰”出现14次；在《国语》中，“壹”出现5次，“不贰”出现4次。
　　[11]杨树达：《释壹》，载《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第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2]在中国哲学中，宇宙论和本体论的界限从来是模糊的，因此，以成中英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将其称之为“宇宙本体论”。
　　[13]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字典》第10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14]郝士宏：《释壶壹》，载《古文字研究》（第25辑）第29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15][16]王念孙：《读书杂志》第8、38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7]俞樾：《周书平议》，载《续经解尚书类汇编》第673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86年版。
　　[18]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序言” 第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刘建国：《先秦伪书辨正》第28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9]王宁：《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