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学观点（Roland，2006）认为，在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的时候银行私有化的改革更容易进行。因为政府可以从银行私有化的过程中获得收入缓解财政压力。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从政府的角度看，银行是最佳的准财政资金来源。与财政资金相比，银行贷款资金可以通过货币创造的方式“免费”获得，在短期内没有刚性约束，而且不会影响政府的当期预算，比较隐蔽。与金融市场相比，政府对银行资金的价格、数量和使用方向更容易控制。因此，政府运用银行贷款解决其资金需求，政治上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短期内不会给财政支出造成压力，其成本可以推迟到未来发生，或者在长期内逐渐解决。政府官员在其有限的任期内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忽视由此增加的长期成本也是理性的选择。

当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陷入困境或由于改革而需要支付成本时，在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为了维护稳定自然通过银行救助这些企业和支付改革成本。政府可以方便地通过银行贷款支持自己偏好的项目或企业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这正是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深层次逻辑。

我国的破产法是这种逻辑最典型的体现。对债权人更强的保护也许事前是有效率的，却以事后效率损失为代价。事后效率损失是指对债务人过于严厉的破产法有可能导致过度债务（debt overhang）、投资不足问题以及频繁的破产给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破产法对债权人的社会最优保护程度是事前效率的增加和事后效率损失权衡的结果（Biais 和Recasens，2001）。而我国破产法明显有利于债务人，明显地偏离了最优结果。在国有企业破产时，如果强调保护银行的利益，为了支付改革成本和维护社会稳定，当期财政支出压力就会增加。通过牺牲银行利益来缓解眼前的财政支出压力就是必然的选择了[5]。而且，个别地方政府甚至迫使银行贷款给亏损的国有企业交税，目的是完成税收任务。而银行对政府干预也能泰然处之。因为政府最终会承担这种贷款损失，而且这种损失是在“遥远”的将来，对当前的银行管理者并没有直接影响。而且银行管理者在这种情势下道德风险问题会更严重，因为更不容易识别。总之，政府控制国有银行就获得了灵活的准财政资金的来源实现自己的短期目标，而将由此产生的不良贷款问题推迟到未来。

中央银行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以及构成进行过调查，其结果证实了本文的上述观点。该分析表明：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不善所造成的不良贷款在整个不良贷款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具体来看，约3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受到各级政府干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所导致；约30％的不良贷款是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所形成的；约1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内法律环境不到位、法制观念薄弱以及一些地区执法力度较弱所导致；约有10％的不良贷款是政府通过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包括军工产业）所形成。仅有2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有银行自身信贷经营不善所造成的（周小川，2004）。

随着国有银行体系内不良贷款累积到一定数量，银行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不稳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决策者和公众清楚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控制银行的成本增加而且显性化了。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所需要支付的改革成本也越来越低，而且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为改善，政府控制银行的收益也随之减少。同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非国有经济和外资企业增长非常迅速，政府的税收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非国有经济急需非国有银行和外资银行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因此，要求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或引入外资银行的需求十分强烈。由于信息技术和风险管理技术的发展，外国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经营成本大幅度降低了[6]。如政府仍然为了保护效率低下的国有银行限制其他银行的设立，政府的收益将遭受巨大损失。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府逐渐允许非国有银行的设立和准许外资银行的进入。90年代以后非国有银行的大量涌现以及WTO承诺的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都是按照这种逻辑进行的。(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