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那么，你觉得自己现在还是中国人吗？
　　LYZ10：肯定是炎黄子孙。但我真实身份是美国人，因为有美籍。心灵上的倾向多数时候是说不清楚的。国内人对我很热情、很尊重或羡慕我。我能感觉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有外籍身份。而在美国呢，你即使入美国籍，那里人们总称我是“中国人 ”（“from China”or“Chinese People”）。
　　从他人眼里看自我时，这位留洋者迷失了自我身份的判断，因此有了“双重忠诚者”的归位。一旦“飞来飞去”被国家政策的鼓励成为必然时，他对原籍地有了事业附带情感上的回归，而对流入地平添了一份更为自如的应对与适应。
　　三种不同类型的情感群像，即便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明显可晰的界限，也多少在描述分析的层面上显示了一定的差异：沿“旅居者—双重忠诚者—归附者”去看，旅居者对家乡认同的情感最深，双重忠诚者其次，归附者最淡漠；但在适应性方面，旅居者对流入地的适应能力最差，双重忠诚者、归附者较好。两类人的乡土情感共同受制度、家庭、职业以及流动时间的影响。可是，当“家”随流动者离开“家乡”后，农民工的情感中还存有对家乡土地利益的考虑，因为“有土地在家乡”是所有被访农民工都相当看重的物质利益；而留洋者的情感中却较多夹杂着对中国文化环境的依恋，因为“爱国就是思乡”是所有被访留洋者都想表达的精神利益。
　　四、结论及讨论
　　同属流动者，留洋流动与农民工流动在其规模、结构及情感群像上明显存在类别差异：
　　（1）规模上，不论农民工流动，还是留洋流动，流出人数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农民工流动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仍然属于“候鸟式”的非制度化、非定居流动，而留洋者较多为有制度保障的定居流动。规模逐年增长的原因自然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宏观政策和制度的相对松绑，全球化、城市化步履的加速有关，同时也与流动者个人的利益选择密切关联，因为流入地（城市、发达国家）相对流出地（农村、第三世界国家）具备更优越的利益或机会。定居与否的差异主要受流动距离远近、合法化身份、职业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
　　 （2）结构上，农民工与留洋者在流出地都明显具有人力资本的结构优势（年轻、受教育程度高）；但在流入地，以寻求就业、增长收入为主的农民工流动同那些以求学、增长知识技能为主的留洋流动相比，农民工处在城市的底下层位置，留洋者却大多处于他乡的中上层地位。显然，两类流动者最终的阶层差异与其原初生活环境、教育程度以及流入地的职业稳定性、制度环境大为相关。
　　 （3）情感上，尽管两类流动者都可以分别有旅居者、归附者和双重忠诚者的类型之分，尽管两类人的乡土情感共同受制度、家庭、职业以及流动时间的影响，可是，当“家”随流动者离开“家乡”后，农民工的情感里存有的是对家乡土地利益的考虑，而留洋者情感里更多夹杂的是对中国文化环境的眷恋。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流动是在中华文化圈内的本土流动；而留洋者实现的是跨文化、跨民族的异国流动。
　　为何在不同的流入地甚或在相同的流入地流动者（农民工和留洋者）会出现类别分化的情感认同？伯克在微观互动环境与行动个体内在心理的结合处给出了尝试性的归因解释。
　　伯克的认同理论将身份作为一个控制系统（Cybernetic control system）Burke, Peter J.“Identity Process and Social St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6,No.12,1991,p.837.，关注点在于个体对身份的自我确认（self-verification）。控制系统有四个组成部分：自我意义的标准或曰认同标准（identity standard）、对来自环境或社会场景的输入感知（perception）、将输入感知与标准进行比较(comparator)以及根据比较结果对环境所做的输出行为(behavior)。伯克在这四要素之间讨论了认同的稳定与流动Burke,Peter J.and Alicia D.Cast.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Gender Identities of Newly Married Couples”,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68,1997,pp.359-74.。即人们内心具有对某一身份的标准理解，它所构成的身份意义支配人发出行为；人发出行为后又会受到来自外部环境、他人的反应，这些反应将影响对身份的确认：如果外部环境的反馈表示其行为与身份标准相符合，则维持这样的身份认同；如果反馈表示行为与身份标准有差异，则个体会试图改变自己的行为，导致认同的改变。这里伯克强调，认同的变动受制于社会环境结构，也是自我确认、自我平衡的结果Burke, Peter J.“Identity Process and Social St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6,No.12,1991,p.836.：一方面个体在社会中被赋予不同的结构位置、位置身份及其身份认同标准的意义（the meanings of identity standard）；另一方面，个体又将在角色扮演后的他人反应中获得感知，确认“我是谁”的意义(the meanings of role performance or self-meanings)。两种意义一致，身份认同较为稳定；两种意义不一致或具有差异时，认同将发生改变。据此伯克认为：（1）人对于某一角色的标准意义有其自己的一套认知，而外部环境及他人对其行为的反应也是以一种认知意义呈现出来，若角色标准意义与基于他人反应的认知意义间存在差异，个体会为减少由差异带来的压力而努力调整自身，或改变行为，或改变认同标准，进而影响身份认同；（2）当个体处在多重身份认同时，为平衡多重身份交织而呈现的意义差异，个体可能通过改变认同标准去重构“我是谁”的感知，推动认同的改变 ③ Burke,Peter J., “Identity Change”,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69,2006,pp.81-96;p.83.。
　将伯克的认同流动观点与亨廷顿的类型分析作一扣联，再返回到本研究的具体对象“流动者”当中，我们或许可以将表1展拓为表3。显然，表1的三类群像构成本研究的描述部分，而表3有关认同变动的部分则尝试着对被描述现象作微观的归因式解释。
　　移民身份家乡/他乡文化同化认同变动旅居者+/-沙拉式否身份标准意义=环境感知意义双重忠诚者+/+熔炉式是双重标准/感知意义＞变动归附者-/+番茄汤式是身份标准意义≠环境认知意义这里的归因式解释循“意义差异→压力→调整（角色扮演／认同标准）→确认→认同流动”③之路径。其前提假设是三类群像中的流动者，不论是农民工还是留洋者，不论他们归属旅居者、双重忠诚者还是归附者，走进异乡的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身份标准意义与环境感知意义的差异。但终因差异程度、解决压力方式、自我确认和自我调整的方向上存在差异而呈现三种不同的归类，也赋予本文三个解释主题。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