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规模群像
　　图1显示1985-2005年中国农民工流动的规模群像。从中我们得知：（1）农村外出劳动力人数始终呈增长趋势，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亦逐年单调上升；（2）其中真正迁移进城的人口比重并不多，不足外出劳力的1/3，并且这种比重未随农村外出劳力的迅速增加而增大，反而呈比重减少趋势。比如，1985年迁移进城人口占农村外出劳力的32.50%，到2005年该比重仅为4.81%，下降近28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说明，尽管从土地上溢出来的农民工规模逐年扩大，尽管从农村迁移进城的人口逐步增多，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工还处在城乡间做“侯鸟式”、“钟摆式”制度外的常年流动状态，更多属于未改变身份的城市“逗留者”或“旅居者”。城市化进程并不如人们预料的那么迅捷。 资料来源：李强主编《中国社会变迁3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图1 我国历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人数和农村迁移进城人数累计数据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历年陆续公布的相关数据制图，参见王辉耀主编《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图2 我国历年出国留学、留学后回国和尚在海外的留学人员累计数据将图1与图2相比较，由图2显示的中国历年出国留学、留学后回国和尚在海外的留学人员累计数据来看，我们发现：（1）出国人数如同农民外出打工人数一样，逐年呈单调上升趋势；（2）就出国与回国人数的差值不断增大的情况看，尽管回国绝对人数逐年增加，但“高端人才回归比例与上世纪相比处于下降趋势，即使留学生总回归比例也是如此，在2000年总回归比例约为38%，而在2008年只有28%”王辉耀主编：《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III页。。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占绝对多数的留学生选择了异国异乡的定居生活。这一点与农民工作为劳动力流动所呈现的“侯鸟式”流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是20年前开始做离乡流动并已形成规模的两类流动者，20年后留洋者在外的人数远高于其回国人数；而农民工（进城）在外的人数却远低于其实际流动人数，真正举家外出的劳动力比例很低，近80%的人作为个体在流动。那么，将这些宏观规模数据纳入本文的类型分析，似可以说, 留洋者相对农民工应该更可能体现“归附者”性格，异地主文化对他们的接纳、吸引或同化，以及他们自身的文化适应等方面都好于农民工进城。
　　2.结构群像
　　两类不同的流动在规模上的差异实际与其结构上的差异唇齿相依。流动者能够怀揣希望背井离乡，多半因为他们具备“走出去”的能力，有强于留守者的种种能力。农民工与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相比，他们主要的人口特征表现为：（1）教育程度的众数都集中在初中文化水平，但农民工达70%比农村劳动力高出20个百分点 ⑦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2）外出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其年龄与农村劳动力比较，显得更年轻。40岁以下的比重为82.1%，比农村劳动力高出近28个百分点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5号）》，http://www.states.gov.cn/tjgu/nypcgb/。（3）统计数据还显示在性别比例上，农民工男性多于女性 ⑤ 白南生：《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流动》，载李强主编《中国社会变迁30年（1978-2008）》，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7页。。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就业机会的释放及逐步放宽的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制度，进城务工成为农村人口迁移的主要目标。据1990年人口普查及1995年的1%人口抽查，大于60%的农民流向城市，而就近流入小城镇的比例正逐年下降。长距离跨地区迁移是中国农民工区别于日本、韩国、台湾等城市化过程以短途迁移为主的重要特征之一。“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到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广东和福建等七大省市的占82%。”⑤他们中88%的人是通过自发方式外出，依靠亲友、朋友介绍或帮带等自组织方式走进远离家乡的大城市。流动动机大多属于以寻求就业、增长收入为主的经济型赵树凯：《沉重的脚步: 1999年的民工流动》,载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向经济型与生活型并存的诉求转变⑦。这些在流出地具有相对结构优势的农村知识青年，在流入地的职业地位结构却令人堪忧。由于存在明显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歧视，相对城市居民工作在较为优越的初级市场来讲，农民工基本就业于那种工作环境差、收入低廉、无晋升机会及就业不稳定的次级市场；如从事制造业小企业、服务业、私营小商店、小餐馆和小商贩等城市不可或缺但城市人不愿干的蓝领工作。其月工资收入报酬仅为同工的城市工人的61%孟昕、张俊森：《中国诚镇的双层劳动力市场——上海城镇居民与农村移民的职业分割与工资差异》，载蔡昉、白南生主编《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有研究认为，这种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主要在福利收入，而不是工资收入谢桂华：《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另有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主要由单位之间的收入差异造成，农民工因整体人力资本的弱势、户籍门槛的阻碍而难以进入公有制单位田丰：《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同时，农民工被排斥在有效的住房保障之外，1/3的人靠集聚群租房为生，1/3人住在用人单位提供的宿舍和工棚，基本没有属于自己固定的“家”。因而，农民工是以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底层人身份出现在他们的流入地的。
　　相反，与农民工“候鸟式”的非定居、非制度化流动相比较，留洋者漂泊海外的生活是受制度化保护的，或者说个体追求异乡的制度化保护较为容易。大多数留洋者都在走着“求学——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的道路。绿卡和入籍制度“归化”并稳定了他们在流入地的定居生活。表2表示中国大陆人在美国获得入籍或绿卡的人数。
　　由表2知：近10年中，（1）中国人入美国籍、取得绿卡人数的平均值分别在34945.8、63740.0，即获永久居住权的人数大于入籍人数。按美国政府规定获绿卡5年即可申请入籍计算，以2000年获得永久居住权的45585人为例，到2004年有59.91%入籍，尚有40.09%未加入美国籍或根本没有申请入籍。（2）通常只有在美获得工作才能申请绿卡，因而绿卡人数基本等同于流动者在外获得稳定工作的人数。这拨因工作远渡重洋的人显然与农民工进城做工的性质有某些类似，但“绿卡”确立了他们在流入地的合法居住、工作的居留身份；农民工却因他们的流动被排斥在制度之外。入籍者显然在认同意义上相比持绿卡者更接近“归附”类型。（3）单就去美国的流动者而言，我们看到，将绿卡与入籍人数相加，其平均值为98685.8。即近10年每年大约近10万的中国人被美国社会吸纳，或成为永久居民，或成为美国公民，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身份转变。以32.1%的中国留学生在美洲 ③ 王辉耀主编：《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去测算，每年10万人能获得外籍身份的比例显然大于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比例。而且（4）这种制度化身份转变的实现包含了流动者家庭成员。据统计，2009年获得美国绿卡的64238人中，以配偶身份获得的占17.14%，以直系亲属关系身份的占36.18%，真正因雇佣身份而获得绿卡的只占17.58%，其他为29.1%2009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2010, p.27.。流动者可以举“家”搬迁，并且全家人都能在制度化通道中轻松获得外籍公民身份，这是留洋流动与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差异。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