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后者而论，陈氏父子都是秉持气节的榜样。马关条约签订，陈宝箴父子对李鸿章签约事不以为然，不仅予以痛斥，而且请诛李氏以谢天下，表现出可贵的气节。据陈三立所撰陈宝箴行状言：“李公鸿章自日本使还，留天津，群谓且复总督任。府君愤不往见，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卒不往。”由此可见，陈氏父子对李鸿章的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因此，陈三立自武昌致电张之洞，请奏诛李鸿章以谢天下。电云：“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82]
　　陈宝箴过世后，陈三立继承其父遗志，对内对外都能秉持气节。对内方面，主要表现在不仕清。据陈寅恪晚年回忆，“清季各省初设提学使，先君挚友乔茂萱丈树柟为学部尚书荣庆所信任，故拟定先君为湖南提学使。是时熊秉三丈希龄适在京师，闻其事，即告当局谓先君必不受职”。又“清帝逊位后，陈公宝琛任师傅，欲引先君相佐，先君辞以不能操京语”[83]。尤其，拒袁世凯之邀更表现出其意志之坚决。时“袁世凯入军机，其意以为废光绪之举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一方面赞成君主立宪，欲他日自任内阁首相，而光绪帝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一方面欲先修好戊戌党人之旧怨。职是之故，立宪之说兴……独先君窥见袁氏之隐，不符合立宪之说……又当时资政院初设，先君已被举为议员，亦推卸不就也。袁氏知先君挚友署直隶布政使毛实君丈（庆蕃），署保定府知府罗顺循丈（正钧）及吴长庆提督子彦复丈（保初），依项城党直隶总督杨士骧寓天津，皆令其电邀先君北游。先君复电谓与故旧聚谈，固所乐为，但绝不入帝城。非先得三君誓言，绝不启行”[84]。对外方面，则表现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据载“1932年，日寇侵占上海闸北，沪战遂作。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定阅航空沪报，每日望报至，至则读，读竟则愀然若有深忧。一夕忽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惊醒，于是宿疾大作”。而“1937年7月，日寇发难于卢沟桥，平津寻沦陷。先生忧愤疾发，拒不服药。寝疾时，辄以战讯为问。有谓中国终非日本敌，必被征服者。先生愤然斥之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背不与语”[85]。
　　其二，儒家学说的早年浸润使陈寅恪产生强烈的士大夫使命感。据俞大维说，陈寅恪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尤其，他认为《礼记》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其精粹篇章，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彩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书，且须要背诵[86]。因此，他在晚年草自传式《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时仍在强调“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87]，可见《中庸》对他的影响之深。最终，由于儒家学说的强力浸润，使得陈寅恪对宋学十分推崇。从其晚年的文化追求来观察，可以发现宋儒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命]，为去[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88]在其意志上的烙印。
综观上述，诚如吴宓所总结：“盖右铭公受知于曾文正公，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谋国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变而不夸诬矜持躁，为晚清大吏中之麟凤。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袴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中略]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谓少未勤读，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89]唯揆诸南下岭表后的具体实践，陈寅恪对其所追求的文化志业自我评价实很悲观。这在他所撰的《赠蒋秉南序》一文中有所表述。他说：“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持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90]具体而论，在“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方面，他无疑是失败者。值得自慰的是自己“尊崇气节，贬斥势利”“似可告慰友朋”，但实质影响实在有限。
　　
　　三、南下岭表
　　
　　既然陈寅恪一生志业在追踪刘昞、王通及魏丘诸子等先贤避居一隅，“讲文论学”，转移世风，那么他为什么南下岭表而不选择其他地方呢？在笔者看来，陈寅恪南下岭表，原因众多，但主要的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飞离北平，南下岭表，除了对共产党不信任外，或许还存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幻想。据陈寅恪的及门弟子汪篯回忆，国民党蒋介石在1948年策划与中共划江而治时，曾想以陈寅恪等为首在南方创立岭南学派和北方对抗[91]。陈寅恪也曾对浦江清说，政府要北平的大学教授南下到南方集合，就像已往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那种形态，所以，“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虽然不一定再用清华大学名义”[92]。由此合观，陈寅恪幻想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实有所本。然而，诚如其次女小彭所认为的那样，陈寅恪却因以为国共两党可能划江而治，而在去留问题上迟疑不决[93]。
　　第二，他对陈序经的信任。陈寅恪南下受聘岭南大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陈序经。陈寅恪在南下岭表之前，与陈序经虽来往很少，但彼此了解。1934年，陈序经与陈寅恪到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回天津的火车上又有幸同行。结果这次开会见面，并同车返津，促进了两人之间的彼此了解和友谊[94]。抗战时期，陈序经和陈寅恪又同事于西南联合大学。当然，陈寅恪对陈序经的信任并不仅仅建立在彼此的了解之上，而是建立在陈序经同样也崇尚他所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点在陈序经拒绝加入国民党一事上表现得至为明显。据冯友兰回忆，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不久，有一天，蒋梦麟约五位院长到他家里谈话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结果，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表示异议[95]。正因为陈序经所表现出的独立精神，再加上他对教育事业的特别钟情[96]，所以当陈序经1948年夏到北京招揽人才时，陈寅恪基于自己身体的考虑，有应聘之意[97]。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