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少鹏，历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随胡适乘国民党派往北平的专机飞往南京，第二天即乘火车前往上海。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偕夫人唐篑及女儿小彭、美延乘船南下广州。从此，在广州康乐园终老。关于陈寅恪南下岭表而未飞赴台湾一事，学界聚讼纷纭。实际上，就陈寅恪当时的地位而言，其南下岭表具有浓厚的政治象征与文化隐喻意味。揭示其间的象征与隐喻，不仅可以解开陈寅恪南下岭表的“本事”，透视其崇高的人格魅力和文化追求，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陈寅恪的认识，进而促使我们在陈寅恪精神的感召下增进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
　　
　　一、政治象征
　　
　　陈寅恪随胡适乘机飞往南京时，虽然陈寅恪曾表示他很苦恼，“当时也没想走”，因不愿意女儿跟搞学生运动的人搅在一起，不得已而飞离北平[1]，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周一良先生认为，陈寅恪飞离北平的主要原因是他对中共的“不了解”[2]。然揆诸具体史实，周先生这一判断似有可商。实际上，陈寅恪其时对中共并非一无所知，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不仅在留欧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而且回国以后仍然注意中共的动向，并曾结合历史卓识对中共将给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有所判断。惜他所得认知与判断多倾向负面，由此而对中共不甚信任，最终决定飞离北平。
　　陈寅恪在留学欧美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已然形成一定认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此时陈寅恪正在瑞士游学。为了了解革命，他借读《资本论》原文，因而对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产生初步认识。并且，他虽然未去过俄国，但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看过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书，知道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故对俄国共产主义不怎么看好[3]。尤其，在1920年代留德期间，陈寅恪不仅直接与中共旅欧负责人周恩来打过交道[4]，而且间接通过国家主义者曾琦、李璜了解俄国和中共。据李璜回忆，陈寅恪与曾琦相识之后，在高谈天下国家之余，常常提出国家将来致治中的政治、教育、民生等问题：如民生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5]。在德期间，曾琦已经开始筹划组党，并积极吸收同志[6]。又陈寅恪之弟陈登恪不仅是曾琦在上海震旦大学的室友，而且后来还加入中国青年党[7]。因此，按情理度之，曾琦在与陈寅恪交谈的过程中应有鼓吹国家主义，且有可能争取陈氏加入中国青年党，至少应交流过他对俄国和中共的看法。而曾琦其时主张“反俄反共”，故陈寅恪通过与曾琦等国家主义者的接触，对俄国和中共的看法应相当负面。再加上父亲陈三立“非共”倾向的影响[8]，陈寅恪归国前后对中共的看法难以正面。
　　虽然，陈寅恪对中共看法负面，但中共在1930年代已日益壮大成为可以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故陈寅恪回国以后不得不密切观察中共的发展动向，并以诗作表达其隐忧。1936年春，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初步胜利，美国作家Edgar Snow访问延安，写了《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对中共在延安的情形予以报道。鉴此，陈寅恪借与吴宓等两游吴氏园观海棠之机，作《吴氏园海棠二首》以表达其时他对中共的认知及感受[9]。其一，“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蜀道移根销绛颊，吴妆流眄伴黄昏。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其二，“无风无雨送残春，一角园林独怆神。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梦回锦里愁如海，酒醒黄州雪作尘。闻道通明同换劫，绿章谁省泪沾巾”[10]。据胡文辉解释，第一首诗三、四两句“当是以海棠移植后红色转淡比喻共产主义赤潮的低落”；五、六两句“当以海棠来自海外，比拟共产党及共产主义思想来自域外”，“难温往梦痕”者似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异于欧洲而“以苏俄为榜样，同时在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下，实际上已沦为乡村农民运动，方式则是暴力革命”。第二首诗“通明同换劫”意指“人世遭劫难，天亦遭劫难”，而“读史早知今日事”表示“幽忧之思”[11]实为其早年所预知[12]。据此，虽然中共的发展前途未卜，但陈寅恪已有“时危世变”之感。然而，时隔三年，中共不仅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因此，1939年6月，陈寅恪自滇赴港，在途中作《夜读〈简斋集〉潭州诸诗感赋》以表达惊奇之感。诗云：“我行都在简斋诗，今古相望转自疑。只谓潭州烧小劫，岂知杨獠舞多姿。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销故故迟。谁挽建炎新世局，昏灯掩卷不胜悲。”[13]据胡文辉研究，该诗第三、四句皆写中共。其中“潭州烧小劫”当指1930年红军破长沙。大意谓：“原来以为中共的革命只是昙花一现，不料此时竟能重振声威且大张旗鼓。”[14]到了1941年春，中共在西北一隅已发展为能与国民党蒋介石及“汪伪”鼎足而三的政权，陈寅恪因此而作《辛已春由港飞渝用前韵》诗，表达唏嘘之感。诗云：“海鹤飞寻隔岁游，又披烟雾认神州。江干柳色青仍好，梦里蓬瀛浅水流。草长东南迷故国，云浮西北接高楼。人间春尽头堪白，未到春归已白头。”[15]吴宓认为“云浮西北接高楼”句似指“延安与莫斯科泱泱大国之连结为一体也”[16]。但胡文辉认为吴说不确。在他看来，此句似仅指中共，与“草长东南迷故国”句指汪伪政权相对，至少在字面上并未涉及苏联[17]。
　　面对中共的强势崛起，史家陈寅恪有必要对中共影响下之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应有判断。本来，陈寅恪治史强调其“经世致用”的功能，故趁精研中国中古史事之际，他即基于历史卓识，指出：中共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即使在中国思想界能够暂时得势，但它由于不适合中国国情，将会被改造。1933年，陈寅恪在其所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对此观点有所阐发。他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这里“东欧之思想”当指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终归于歇绝”的主要原因或在于其不能“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18]。抗战时期，陈寅恪鉴于中共在西北一隅的崛起，而用“关中文化本位政策”来解释南北朝时期宇文泰在关陇地区奠定霸业一事，再一次间接阐发了上一观点。在他看来，“宇文泰凭藉六镇一小部分之武力，割据关陇，与山东、江左鼎足而三，然以物质论，其人力财富远不及高欢所辖之境域，固不待言；以文化言，则魏孝文以来之洛阳及洛阳之继承者邺都之典章制度，亦岂荒残僻陋之关陇所可相比”。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肃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质言之，此“关中文化本位政策”即“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19]。揆诸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意在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党内实现思想之统一，以应付内外困局[20]。可以说其实质与宇文泰所实行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实有冥会之处。只不过宇文泰是以“成周”相号召，而毛泽东则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陈寅恪指出，宇文泰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虽然“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但因“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故其创制只能“取给一时”，而“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实亡”[21]。据此，陈寅恪又从“考古证今”的角度暗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必须进行改造。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