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陈寅恪鉴于战后国统区变“接收”为“劫收”，通货膨胀加剧，学潮肇起等因，对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失望。他不仅悲观地指出：“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45]而且认为，随着中共武力的壮大，国民党的统治已有瓯脱之势，进而最终有被共产党代替的可能[46]。其时，陈寅恪在谈学生运动时曾指出，他班上的好学生都是共产党，因此，他认为共产党将要成功[47]。他有诗描述这种感受：“金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48]据汪荣祖解释，第三句用《宋书》卷廿七《符瑞志》载汉中平年黄巾张角自称“黄天”，并云“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暗射国共势力之消长；第四句暗指国民政府[49]。更有甚者，1947年初，面对国民党军警特务以防共为名，在北平大肆搜捕，陈寅恪参与北平十三位大学教授联名发表的《保障人权宣言》，谴责这种行为。因为在他看来，“夜入民宅，非奸即盗！”[50]不仅如此，他还支持清华大学的学生发表宣言[51]，甚至有限度的罢课[52]。由此可见，陈寅恪对国民党失望之深。
　　综上所述，陈寅恪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仰，并在这种信仰的支配下不满于国民党对这种信仰的破坏，不满于国民党滥用特权，不顾民生疾苦，不顾国家安危的行径，以至于他对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失望，不仅自己抗议国民党的暴行，而且支持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当陈雪屏派专机来北平接他时，他说：“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53]当在情理之中。因此，陈寅恪当时似不可能跟着国民党飞往台湾。
　　二、文化隐喻
　　
　　陈寅恪因为不相信共产党，飞离北平；因为对国民党的失望，拒绝赴台，而南下岭表。那么，他南下岭表意欲何为？关于这个问题，论理要揆诸陈寅恪一生的志业以寻找答案。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作为陈寅恪一生志业之总结的《赠蒋秉南序》一文中找到答案的线索。检讨《赠蒋秉南序》一文的大意，我们当能发现陈寅恪南下岭表隐喻着他想充当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以转移一代世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虽二实一的两个方面：其一，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其二，尊崇气节，贬斥势利。
　　陈寅恪南下岭表的文化隐喻之一是想“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首先，陈寅恪强调，学人著作必须“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在他看来，“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54]。因此，他不仅用这种标准衡量王国维的著作，而且他还用这种标准衡量其他学人的著作。比如，他在为陈垣所著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写序时指出：“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55]而在为刘文典所著《庄子补正》作序时也认为：“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56]
　　其次，陈寅恪不仅用“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这一标准衡量学人著作，而且也用这一标准来作为自己的追求。他在《赠蒋秉南序》  一文的开首即说：“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57]提示出他想做魏丘诸子（指隐居宁都翠微峰，讲文论学于易堂之中的陈寅恪之乡贤魏际端及其两弟魏禧、魏礼，与南昌的彭士望、林时益，同邑的李腾蛟、丘维屏、彭任、曾灿等九人[58]），“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又说：“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59]按：《文中子中说》卷三事君篇云：“（文中）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弹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这里“疏属之南，汾水之曲”为王通隋末战乱中隐居之地，“讲道劝义”即教授生徒。同书卷十关朗篇云：“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在这里，房乔（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均是唐初名将相，都出于王通门下。由此合观，可知王通隐居河汾讲道，培育后学，影响一代世风，卒开“贞观之治”[60]。按：陈寅恪有谓“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一事“未必可信”[61]。不可信还要表出，这充分说明陈寅恪希望追踪王通的事业，转移一代世风。
　　最后，陈寅恪还在其历史书写中极力表扬“承先哲之统绪，示来者以轨则”这一标准的实践者刘昞、王导及韩愈等。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板荡，河西生活尚称安定，以刘昞为代表的河西大儒，讲学不辍，保存文化，故陈寅恪极力表扬之，称：“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62]而王导“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陈寅恪认为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63]。尤其，陈寅恪推崇韩愈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键点之人物”。在他看来，韩愈在唐代文化学术史上做了六大事业：（1）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2）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3）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4）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5）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6）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而这六大事业都可堪称述[64]。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